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罪犯自杀研究
----对浙江省罪犯自杀案件的实证分析

孔 一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安全防范系， 浙江 杭州 310018）

【提 要】 罪犯自杀可以分为目的型、手段型和手段失控型三种类型。目的型和手段型与自杀结果的既未遂有明显的相关：目的型自杀多与既遂相联，手段型自杀多与未遂相联。影响罪犯既遂自杀率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犯罪类型、已服刑期、刑期；影响罪犯未遂自杀率的因素有：受刑经历、入狱前职业、文化程度、刑期。而自杀既遂与自杀未遂罪犯在入狱前职业、与被害人的社会关系、年龄、自杀方式、自杀目的等五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罪犯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合程度的减弱。
【关键词】 罪犯自杀；相关因素；社会整合


罪犯自杀率是反应刑罚执行效率、监管秩序和罪犯改造质量的指标之一。 这是因为1.超出人们容忍限度之外的罪犯自杀率 迫使公众认为监狱环境恶劣、劳动改造手段过于严酷，这破坏了监狱当局和政府的声誉；2.增加了有类似遭遇的罪犯自杀的可能；3.如果我们漠视或放弃这些弱者的生命是一种不人道 。本研究的总体意图在于描述罪犯自杀现象，解释罪犯自杀的原因，揭示罪犯自杀的模式，为建立有效可行的预防罪犯自杀的方案提供事实材料和理论支持。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称的罪犯自杀是指：任何由罪犯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死亡。不包括“他杀性自杀”。“他杀性自杀”指当事人决心一死，但由于缺乏自杀的勇气或某种禁忌而不能亲自了结自己的生命，因此，故意挑衅激怒他人杀死自己或故意触犯刑律以求国家处决的自杀形式。实际上，因为“动机”的内隐性，对于这种复杂行为的真正动机，我们往往很难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鉴于此，本研究排除了“他杀性自杀”这种自杀形式。
笔者自2003年5月起在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的支持下查阅了大量自杀罪犯的档案材料和文字记录，对部分监狱干警和自杀未遂罪犯就罪犯自杀问题进行了无结构访谈，并利用调查问卷收集到了1997年1月1日至2003年8月31日浙江省自杀既遂的全部35名罪犯的资料和部分自杀未遂者（56个个案）的资料。对所获数据全部录入计算机并利用SPSS for win.软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对这些资料的主要采用了单变量描述，x2检验和详析模式分析方法。
二、调查结果
（一）自杀率（1/105）
浙江省1997年1月1日2003年8月31日的罪犯总自杀率、既遂自杀率 、未遂自杀率见图1：


近年来浙江省罪犯既遂自杀率呈现明显的线形下降趋势，这是监管环境改善、罪犯权利伸张和安全投入增加的直接体现与结果。而总自杀率和未遂自杀率均在上升的事实表明影响罪犯自杀的深层机制仍在运行，自杀也日益成为罪犯“抗改造” 的手段。
（二）自杀类型
根据自杀结果可以把罪犯自杀分为既遂和未遂，本调查显示的罪犯自杀既遂未遂比为： 1：1.6；根据自杀的动机可以分为：目的型（求死）、手段型和手段失控型（以自杀为手段达到其他目的，但由于罪犯意志以外的原因迫使自杀行动不能及时中止而导致的死亡）。两种类型的相关分析（N=91 =12.075 P=0.002）表明：在手段型自杀者中有82.9%未遂,只有17.1%既遂，而在既遂自杀者中有82.9%是目的型，只有17.1%是手段型。也就是说，自杀结果与罪犯自杀决意和监管防范均有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1.在既遂者中约有17%是手段失控型自杀；2.目的型自杀中约有47%因积极防范而未遂。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动机的内在性我们对有些罪犯自杀的真实动机并不能做出完全准确的认定，因此，“17%”“47%”只能是一个模糊的比例。目的型自杀多与既遂相关，而手段型自杀多与未遂相关。
（三）影响罪犯自杀的因素
表1 自杀罪犯与罪犯总体的差异比较 单位：%
2002年浙江省罪犯总体 自杀既遂罪犯（N=35） 自杀未遂罪犯（N=56）
性别 男 女 95.54.5 94.35.7 96.43.6
籍贯 浙江 非浙江 61.6 38.4 74.325.7 57.142.9
年龄 25岁以下 26-35 36-50 50岁以上 34.542.918.8 3.8 8.6*57.125.78.6 45.143.19.82.0
文化程度 大学 高中 初中/中专 小学 文盲 0.018.047.537.35.4 0***2.922.951.422.9 1.8***5.532.730.929.1
职业 农民 工人 个体 无业 其他 71.04.24.314.75.0 74.302.95.717.1 42.9***5.412.528.610.6
犯罪类型 杀人 伤害 强奸抢劫盗窃其它 3.27.34.924.430.230.0 25.7***5.78.6 8.6 25.7 25.7 5.48.91.814.339.3 30.3
受刑经历 初犯 再犯 85.614.4 73.7 26.3 46.7*** 53.3
刑期 5年以下 5-10 10-15 15-20 20年以上 37.027.718.55.011.2 25.7**31.42.95.734.3 30.4**23.212.58.925.0
注 ：***p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理论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义一般都是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来表述的，该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可以说在我国现行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是适用最为频繁的一个罪名。当前由于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以及人们出行的频繁，交通肇事罪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而鉴于司法实务界和普通群众关于交通肇事罪认识的一些误区，笔者期望籍此改变人们错误的认识，以加强人们对交通肇事罪的认识。
　　　 一、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现状
　　　1.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分三档，分别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我们知道交通肇事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其所侵犯的共同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在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罪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比较大的，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客体所决定的。然而，其法定刑在逃逸致人死亡如此惨重的后果面前依然是15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过于轻微。在现代社会，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加快，有部分人为了放松，就经常相约在公共道路上飙车，不顾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种完全忽视他人生命与财产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不是对他们的交通肇事行为加以同情，仅处以如此低的刑罚。
　　　2.“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后逃逸行为不仅破坏了交通事故的现场，往往还使得在肇事中受伤的人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护以致伤重死亡，还会使本可以避免的损失因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致使公私财产的损失扩大。因此对肇事后逃逸行为规定更重的刑罚是与罪刑相一致的原则相适应的，也是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所必需的。
　　　3.“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笔者认为，要成立“因逃逸而致人死亡”这一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其一，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有逃逸行为；其二，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如果被害人由于他人的救护而幸免于难的，即使肇事者有事后逃逸行为，亦不适用该款。其三，被害人的死亡和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四，“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以逃逸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
　　　4.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将财产损失数额限定为“无能力赔偿数额”，据此，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不管交通肇事行为造成何种损失，只要行为人能够赔偿，便不成立犯罪。司法解释的如此规定，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5.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笔者认为，逃逸行为虽然是故意的，但逃逸行为不能构成刑法上的任何犯罪，逃逸行为只能被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是我国法律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当前理论界对于共同犯罪只存在于共同故意犯罪已基本没有了分歧，而最高院的这一解释明显是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问题不相符合的。
　　　 二、对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完善
　　　1.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对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处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对交通肇事犯罪惩处力度明显是不够的。一方面当今社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产生了极大威胁。另一方面，一些恶意交通肇事者置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因此笔者强烈建议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加大对交通肇事行为的处罚力度，为社会创造一种祥和安全的公共交通环境。
　　　2.改变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认定，明确逃逸行为即为交通肇事行为人肇事后，不及时救助被害人，只要行为人有不救助被害人的情形就可以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根据有关司法解释，“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的主要责任者逃离肇事现场，没有立即帮助救护受伤人员，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其核心在于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而不是最高院解释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换言之，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是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刑法》中设置自首制度，期待犯罪嫌疑人主动向追诉机关自动投案。
　　　3.撤销关于交通肇事罪认定“无能力赔偿数额”的规定，把“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法院量刑的情节而不是作为定罪依据。
司法解释中将财产损失限定为“无能力赔偿数额”的规定是极其不合理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知，只要交通肇事行为人肇事后能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基本上就可以免除交通肇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解释明显与人们的司法认识是不一致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维护和体现社会正义，而如果将金钱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准，这显然是难以让国民接受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果任由犯罪行为人以金钱作为“弥补”其犯罪行为的过错，这将严重伤害人们的法律感情，破坏正常的法律秩序。虽然，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能极大的消除被害人对社会的不满与安抚被害人收到的创伤，但是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明显是与先带司法精神不相符的。
　　　4.撤销关于交通肇事罪中的共犯认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规定明显与我国《刑法》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相悖，可以说这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这种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窝藏、包庇行为，以窝藏、包庇罪定罪处罚。一方面，刑法关于窝藏包庇罪的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的行为相对来说危害较小，其只是指使，应该说其指使行为构成刑法总论中的教唆行为，对其处以10年有期徒刑足以遏制类似行为的再发生。另一方面，如果将其指使交通肇事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这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是极其不相符合的。因此笔者建议将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行为认定为包庇罪，而不是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这种处理将能较好的解决刑法总论中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对类似行为的打击。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
[2]高铭暄.刑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3]高明暄.刑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4] 刘宪权、杨兴培.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齐文远.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刘宪权.刑法学研究.第6卷.交通肇事罪研究专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高铭喧.刑法专论[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赵秉志.刑法分则问题专论[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 程荣斌 姜小川.刑法案例·法规·试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河南省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