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镇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镇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0年2月29日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0年7月22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管理，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镇，是指自治县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镇；所称的城镇规划区，是指城镇建成区及因城镇建设和发展需要规划的区域。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镇管理，是指对城镇规划建设、市政工程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等方面的管理。
第四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 城镇规划和建设，应依据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资源条件、民族特点、历史现状以及保护自然环境、风景名胜、民族文物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第六条 城镇各类公用设施和环境卫生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城镇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城镇维护费的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截留。
自治县以优惠政策鼓励县内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兴建市政公用设施，谁投资、谁受益，有偿使用。
第八条 自治县、镇人民政府对在城镇管理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对城镇管理实行统一领导。
第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部门是自治县城镇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职责是依法对城镇规划、市政工程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实行管理。
自治县城建监察队伍，受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依法对城镇规划、市政工程设施、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等实行监察。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协同做好城镇管理工作。
镇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城镇的管理工作。
城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做好城镇管理工作。
第三章 规划建设管理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编制城镇总体规划应与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在城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应符合城镇规划。
自治县人民政府为实施城镇规划，可依法作出调整用地决定。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玉溪镇城镇总体规划，由自治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按规定程序上报办理审批手续。其它镇所在地的城镇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同意后，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玉溪镇城镇详细规划，由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其它镇所在地的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报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自治县城镇规划区内的专业规划，由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专业部门组织编制，报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
城镇新区开发和旧区改造纳入城镇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经批准的城镇规划，由自治县、镇人民政府公布实施。经批准的城镇规划，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变更、修改和废止。
第十五条 在城镇新建、改建、扩建永久性或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管线铺架等工程建设，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
前款规定的各类证件，不得买卖或者转让。
第十六条 对建设单位和个人提出的建设申请，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及时受理、审查上报。对符合条件的，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接到上报材料30日内核发有关证件；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在30日内予以答复。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办理用地手续的，或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日起一年内未动工兴建的，所取得的证件自行失效。需继续建设的，应重新报批。
第十八条 城镇工程建设，应按照城镇规划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市政建设要求勘察设计，涉及人行道、供水排水、排污、供电、消防、绿化、邮政电信、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市容和环境卫生等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
第十九条 编制城镇园林绿化规划，应根据自治县城镇特点，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特色，合理布局，优化设计。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和个人应按照批准的设计图纸施工，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按原审批程序报批。
建设单位和个人取得有关证件并经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位放线后，方可施工。基础工程完工后，经复验无误方可继续施工。
工程项目竣工后30日内，依照工程验收程序报请验收，并在验收之日起6个月内将有关工程建设资料报送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档。
第二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不得影响相邻建筑物的供水、排水、通道、通风和采光。
相邻建筑物主要采光面之间的间距，新区建设不得低于建筑物总高度的1倍，旧区改造不得低于建筑物总高度的0．6倍。
第二十二条 城镇规划区内不得修建有碍河道行洪、泄洪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城镇规划在城镇河道建设排污、蓄水和其它开发利用设施。
第二十三条 城镇工程建设，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确保公共安全。
第二十四条 城镇规划建设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自治县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十五条 对不符合城镇规划或未按程序批准的违章建筑物、构筑物，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其所有权人限期改造或拆除。
第四章 市政设施管理
第二十六条 城镇公用设施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市政公用设施的管理和养护，确保经常处于完好状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拆除、污损、占用市政公用设施。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随意挖掘城镇主干道、次干道、区间道、街巷道、步行街、广场、体育场、停车场等公共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确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的，应经自治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批准，并依法缴纳恢复费，方可挖掘。
第二十八条 在城镇的道路、桥梁、涵洞等设施的安全控制范围内，不得进行危害其安全的各种施工和作业。
第二十九条 城镇的单位和个人应负责其房屋四周地界内排水设施的维修和养护，保持排水设施的畅通。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需要接通、变更城镇供水、排水设施和排污设施的，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禁止向排水设施、检查井、雨水口内倾倒有毒、有害物质。
第三十条 城镇公共照明灯具、变压器、配电箱、灯杆、地上地下管线及其照明附属设施，邮电通信、广播电视、道路交通标牌、消防和其它公用设施，不得随意搭接或安装其它设备。
严禁在供排水管道上兴建其它建筑物、构筑物。
第三十一条 城镇主要街道不得新建架空管线，已建架空管线的，应逐步改造。
第五章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第三十二条 城镇街道应当保持整洁、美观，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修建有碍市容市貌的建筑物和设施；
（二）在临街道建筑物阳台和窗外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的物品；
（三）擅自在城镇房顶上搭建建筑物和堆放物品；
（四）不按规定堆放物料；
（五）擅自设置广告、宣传标牌；
（六）擅自在建筑物、市政公用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张贴；
（七）不按规定摆摊经营；
（八）其他有碍城镇市容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在城镇运行的车辆，应保持车容整洁，严格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和规定站点停靠，不得泄漏、遗撒运载物。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搞好公墓的规划和建设，禁止在城镇规划区内乱埋乱葬。
第三十五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城镇合理修建、设置垃圾池、垃圾箱和公共厕所，改善卫生设施。
第三十六条 在城镇规划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应保持城镇环境卫生，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乱扔各种废弃物；
（二）乱倒垃圾、污水；
（三）在禁止燃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四）敞放畜、禽、犬；
（五）不按规定清运垃圾；
（六）其他有碍城镇环境卫生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城镇环境卫生实行区域责任管理：
（一）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责城镇主干道、次干道、步行街、公共厕所、公共绿化地清扫保洁；
（二）车站、旅馆、广场、影剧院、集贸市场等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三）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店及村民、居民住户负责其责任区域的清扫保洁；
（四）生产和销售食品的单位和个人，负责对生产销售场所清扫保洁。
第三十八条 医疗卫生单位、生物制品单位和屠宰点产生的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三十九条 在城镇范围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噪声和有毒烟气。
第六章 园林绿化管理
第四十条 对城镇规划区内的古树名木和民族传统建筑，应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加强管理和保护。
第四十一条 城镇规划区内的单位和个人负责其责任区域内的绿化：
（一）城镇公用绿化地及河道两岸，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二）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部队绿化地，由所属单位负责；
（三）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区绿化地，由建设单位或产权人负责；
（四）防护绿化地由管界单位负责；
（五）居民自有房屋地界内，由居民自行负责。
新建工程项目的绿化用地，不得低于建筑用地面积的30％，并按规定绿化。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城镇绿化地性质，不得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第四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镇绿化用地。因建设或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的，须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用后负责恢复原状。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城镇花草、树木和其它绿化设施。
砍伐、移植绿化城镇的树木、花草，应报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并补植树木、花草或补偿。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予以处罚。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建设，可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有关证件和违法所得，可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可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或拆除，可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进行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拆除，可并处5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按每平方米征收50元绿化费，用于该绿化地的绿化建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五十三条 城镇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询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乡、民族乡所在地的城镇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2000年7月22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否继续适用
石?
内容提要：
本文分别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实效性和逻辑性三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并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对新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重塑提出了立法建议，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坦白、抗拒、沉默权、选择权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曾几何时，这一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司法理念的革新和法治的不断完善，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不久前召开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宪法，于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被推到前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存续已久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质疑逐渐凸现。
一、几点置疑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合法性”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其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后，在被传唤、讯问时，或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或是法庭审理过程中，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从宽”顾名思义，应当是量刑时的宽大处理，具体应当包括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三种情况。所谓“抗拒”，系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如实回答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的讯问，采取不予配合的态度，它包含不坦白和假坦白两种情形。“从严”即为从重、加重处罚。
根据我国新刑法就量刑问题的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情节、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论处。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法原则中普遍推行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纵观我国的刑法总则，对量刑规定的条款主要在第四章，其中明确规定将自首和立功作为法定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从而形成了健全的“自首立功制度”。但是该章节并未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坦白亦或是抗拒）明确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故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将其列入酌定情节予以考虑，由于新刑法修改了原刑法59条第二款的规定，取消了一般法院酌定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权力（除非因案件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自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既然现行的刑事法规中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从宽”和“从严”都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法性”。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实效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曾经陪伴中国司法制度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在威慑罪犯心理、加速案件审理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它的意义和影响从几代垂髫小儿玩游戏的雷同口号中可见一斑。
然而，在这一政策一次又一次的被反复适用的过程中，也同时一次有一次地被扭曲，被滥用。以至于在社会上曾一度流传了这样的说法：“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样的一种歪曲的形态反映了一种司法的“悖论”：国家鼓励坦白，但坦白后将被定罪，并可能判处重刑；法律禁止抗拒不供，可那些无视法律的奸猾之辈却也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逍遥法外。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既然坦白不一定从宽，抗拒也不当然会从严，那么，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误导或诱导。坦白从宽就成了变相的诱供，抗拒从严即成了逼供的翻版。
也就是说，这种“悖论”造成司法人员的一种道德困境。法律和司法伦理禁止对任何被讯问人的引诱和欺骗，以不合法并违背司法伦理的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在法律上无效。而回顾多年来的司法实践，我们的司法人员以“从宽”来感召嫌疑人坦白，“从宽”的许诺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如明示的、暗示的、模棱两可的，但最终却不能兑现这种宽缓的承诺时，它在客观上就等于诱供和骗供。许多案件没有口供定案十分困难，被告可能因此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司法人员为实现办案效益往往容易作出较大宽缓的许诺以最大限度的获得口供，但嫌疑人供述后所实现的从宽幅度比较有限，甚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许诺与实际后果明显脱节，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到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了。
长此以往，“司法”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造成了审讯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采取过多不合实际的许诺，但最后往往不能兑现。保全了一个案件的认定，却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在这背后牺牲的是国家刑事政策的公信力，和法律的威严严重缺失，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何以承受。显然该政策的施行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问题。
（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逻辑性”
“坦白”与“抗拒”都是在“有罪推定”原则下的表述，也就是把每个犯罪嫌疑人潜规则里设定为“罪犯”，而现代司法文明是主张“无罪推定”的，是把嫌疑人假定为无罪的基础上推理、判定。当前我国刑法已将“无罪推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对一个未经法院宣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所谓的“坦白”和“抗拒”又从何而来呢 ？
既然坦白和抗拒是以有罪推定为前提的，那么从这样一个错误的逻辑大前提出发，推出的结论又怎么可能是合理的呢？
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新形势下的重塑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该政策无论在形式的合法性或是现实的有效性还是内在的逻辑性方面都存在诸多缺陷。继续适用无疑是不可取的，故笔者建议对其做如下调整：
㈠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保持沉默。
取消现行刑法第79条规定的“如实供述”义务，立法明文规定赋予当事人“有限的沉默权”。 即笔者认为：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或不利的陈述，但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其真实意愿的陈述，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压力所做的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充分告知其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后，由其自由选择如实供述或沉默。无论其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当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当然，对于选择坦白的，我们应当给予鼓励，但对于沉默的，也同样要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现代法治理念承认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不得强迫人们自证其罪”，我国于１９９８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观念其实很简单——人人都有保护自己的心理趋势，即便自己犯了罪，也会不自觉地隐瞒或者抗拒不说——这是人类自保的天性，司法应当尊重这种天赋的人权。
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指侦查人员必须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现在，嫌疑人与被告人的“沉默权”已经被很多国家的法律认可。沉默权的实质，就是尊重人们“不自证其罪”的权利。
㈡在法条中明确将“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笔者以为，自首的实质应当是坦白的一种特殊情形。即在特殊时间、地点和特定情形下的坦白，被我们在立法上界定为自首。由此可见，“坦白从宽”也应当作为“自首从宽”的逻辑延伸，即属其“题中应有之义”。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的体现立法者对此项立法的初衷。 对坦白者之所以要求从宽处罚，一方面是因为到案后能够坦白表现了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归服，以及其改恶向善的意愿，则相对与负隅顽抗，甚至故意编造谎言误导侦查工作的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更易于改造，使用较轻的刑罚即可能达到刑罚目的；二是因为坦白行为协助了司法，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减轻了公诉方的证明责任，同时保证了诉讼效率，为此需要对坦白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并因此而对其他违法犯罪者作出感召。坦白认罪是悔过的前提和改造的起点，坦白交待犯罪事实对司法目的的实现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由于自首与坦白同样以向司法机关交待犯罪事实为其基本内容，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在其交待犯罪事实的主动性上，由于自首者具有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和作用，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宽幅度大一些，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坦白者的从宽处理。正是由于坦白者在主动性上存在的欠缺，笔者认为对坦白者的从宽处理也应有一定的限度，与自首从宽应有所区别。即对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坦白者给予在法定刑范围以内的从轻处理，而不能享有减轻处罚的权利。
㈢明确规定对“假坦白”作为量刑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承前所述，我们已经肯定了“赋予并应当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观点，即立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允许其自由选择“不坦白”，但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行使沉默权，就应当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不得以虚构的事实情节进行欺骗以规避法律的制裁。既然国家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权，给予了对其基本人权的保障，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应当对等的尊重国家的法制，要么明示将保持沉默，否则就意味着愿意接受讯问并如实回答。法律赋予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是非此即彼的。也就是说当事人故意编造假口供应当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而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假坦白行为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是对坦白从轻政策的必要补充。
实质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假坦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原犯罪行以外的另一个恶劣情节，其实质是误导了司法工作人员，无形中增加了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不良影响。但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如果该行为只能作为一个应当加重处罚的情节，而并没有构成新的犯罪，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笔者以为只应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重处罚，不宜加重法定刑。
（四）在证据制度上实现转轨
如果说立法来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是在治标，那么改革证据制度就是“治本”。由于案件证据现实存在的有限性以及这些证据暴露程度的有限性，加之我们侦查、调查能力的局限，在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依据充分证据定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即国外诉讼法称为内部证据）是案件定案证据中的基本的甚至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我国要从“重口供”到“重证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在立法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中已经提到，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能定罪，没有口供，但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有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口供一度成为“证据之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高科技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司法领域，我们的办案方式也将向多元化发展，从各个角度收集不同形式的证据，注重证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不在囿于言辞证据的羁绊。重视外部证据的收集和证据规则的运用，应当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前不久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零口供”办案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结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该休矣！该政策从一个“有罪推定”的错误逻辑大前提出发，既没有取得现实的有效性，也不具有合法性，八字原则的退位，让我们听到了我国司法文明前进的脚步声，折射出社会文明的嬗变与趋新。在现代司法文明日益彰显的今天，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选择权，在行使司法权利的同时充分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让宪法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诠释。
参考书目：
1、 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
2、 王金利《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实现》人民日报网络版2002年3月18日
3、 朱凯《试论“零口供规则”与“沉默权”的本质区别》北大法律信息网
4、 金泽刚《沉默权的发展历程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实选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