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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择“青年律师的职业规划”这个题目对于笔者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忐忑的。因为作为一个在律师行业刚刚打拼两三年的“青年律师”中的一员，笔者自己也时常陷入现实与愿景、职业发展和职业规划的迷茫与不安当中。但本着与诸位同道一齐思考、共同探讨、携手发展的目标，还是尝试写下此文，权作抛砖引玉之效，以期在论坛中收获更好的反馈和建议，从而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打下更加坚实的基墙。
【作者单位】：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关键词】青年律师 职业规划 职业定位 发展设计 职业渠道
【正文快照】：
一、简析青年律师
既然要探讨青年律师的职业规划，首先要明确的就是青年律师这一概念。何为青年律师？笔者认为，广义的说，青年律师就是指刚刚进入律师行业从业不久的或刚刚获得职业资格的，没有从业经验，年龄在24—35岁上下的执业律师群体。这个群体的共通特点是，普遍进入律师行业不久，对本行没有或没有深入的了解，尚未能够结合实际做出非常明确的职业计划，缺乏甚至没有稳定的客户源，职业经验匮乏甚至是没有任何职业经验，职业素养尚待完善。简而言之，这个群体相对于职业律师这个行业来说，只能是“半成品”甚至是“试用品”。
既有其成，必论其成因。近些年来，青年律师这个群体的大幅度增长，是有其现实原因的。随着近些年来司法考试门槛的放宽，曾经被戏称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实际上已经走下了其高高在上的神坛。很多没有太多职业经验甚至是毫无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被司法行业的诸多表面优势所吸引，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纷纷试水。然而在经过千辛万苦获得一纸证书后，却发现就业的困难远超当初想象。公检法部门指标有限，企业的法律部普遍门槛过高，法律研究部门更是遥远，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司考学子选择进入了相对入门容易的律师行业。某种意义上，这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是半被迫的，而不是主动的，这种不够明确的职业选择让他们在职业竞争的起跑线上便输掉了一筹。
其实从律师行业的大目标上来说，青年律师群体的壮大是有利的。更多的从业者保障了律师行业后备人才库的充足，能更好地促进本行业的持续性发展。但从律师行业的大环境上来说，这种壮大却无形导致了青年律师从业压力的增大和就业恶性竞争的扩大。律师行业在大众眼中被冠以社会地位崇高、收入丰厚、工作机会多、工作时间自由等诸多金字招牌，但身在其中才发现，能获得以上这些优遇的，实际上只是金字塔顶端的小部分人。多数的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依然面临收入不稳定、高淘汰率、高工作压力的现实问题。而进入行业时的不明确，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导致很多青年律师在竞争中败下阵来，或主动转岗或被迫下岗，金牌大律师之梦还未开始，就已结束，这也就是律师行业在前五年的淘汰率高达70%的原因。那么，如何弥补这样的缺失，如何在竞争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进行明确的职业规划就成为了青年律师迫在眉睫的课题。
二、关于职业规划
笔者曾经与很多的青年律师探讨过职业规划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不尽理想。很多人对于“职业规划”这四个字并无系统细致的认识。说起自己的前景，大抵就用寥寥数笔带过。首先进入律所--而后开拓客源--慢慢积累经验--成为独当一面的成名律师--当上合伙人--著书立说，最后功成名就。想法固然是好，但套用现在网络上的一句名言—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样的设计，充其量只能算是精神食粮，离具体的职业规划，实在天差地别。
笔者认为，正确的职业规划，应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做前提，行之有效的发展设计做引导，丰富准确的职业渠道做依托，多元化的增值培训做辅助，才能做出一套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职业部署，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 职业定位。想做律师，首先要明确，什么才是律师。法条中写得清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很多青年律师血气方刚，认为自己是社会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的英雄、捍卫者，对于客户提出的要求大谈特谈达摩克里斯，动辄指责客户动机的合理合法性，殊不知这是越俎代庖，做了司法机关应做的工作。还有的律师反其道而行之，从来就案论案，置客户要求于次要，只想着完成业绩，交代了事，满心只盼着完结案件收回提成，把自己当成了职业掮客，把律所当成了中介所，这都是典型的定位失败，只能失去客户与律所的信任，与成功渐行渐远。既然接受了客户的委托，就要本着律师的职业操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永远不要对客户的道德标准、正义尺度妄加评判，确保以客户利益为最终目标，认真准确地完成每一件委托，为自己添彩，为律所增光增益，这才是确立自己“江湖”地位，获得口碑从而赢得一席之地的应有姿态。
2、 发展设计。有了正确的心态，还要有准确的行走步伐。有些青年律师深受某些片面宣传的误导，天天盼望着自己在一夜之间接到大案，顷刻之间便可坐拥上流社会地位、名车豪宅，结果梦醒之后，面对繁杂的事务和各种他心目中的“小案子”，便只会慨叹自己生不逢时，等不到登天之梯，做事心浮气躁状况百出，失去律所和客户的信任，接不到大案，结果形成恶性循环。其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日常事务中事无巨细的解决和处理，正是对谨慎细致的工作能力的锤炼，小案件准确解决的量变，则是面对大案时从容应对的质变。职业发展设计切忌好高骛远。战略上可以高瞻远瞩，战术上则必须步步为营。在职业发展设计上，可以采用时间和业绩的双轴定位方式，在每一个时间段寻找一个切实可行的业绩节点，分层应对，逐步提高。刚入行的时候，面对生存和竞争的压力，广种“薄“收是必经之路。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案杂而不屑，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让自己每日有事做，时时有事忙，暂时不要太过计较得失，尽快让自己融入环境，多管齐下，在每一个工作环节上都在合理且不损害律所利益的前提下多多入手，把基础打牢，争取成为一个百事通，让律所在分派任何工作时总能第一时间想到你的存在，这就成功了一半。让客户在出现疑难或想法的时候总能想到拨通你的电话，获得你的咨询，听听你的意见，这就成功了另一半。而在入行两到三年，已经有了足够的原始积累后，则当变则变，果断告别百事通时代，走精确化路线。现在的律师行业环境变化巨大，行业内部的细分越发精确。”什么都略懂一点“的诸葛亮精神在本行业想出类拔萃，显然是不适用的。选择一个自己最能发挥优势和最有特质、最有资源的路径，坚持不动摇的走下去，对可能暂时要出现的客源流失、案量下降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在合理对等的前提下向律所提出资源支持交涉，不排除寻找更好发展平台的可能性，开疆扩土，在一定行业范围内赢得自己的知名度。这个时期相对来说要面对的困难更多，周期也更长，当成功踏上了新的平台后，新的职业层面也就向你展开了。而此时，也就应该是你告别青年律师称号，逐渐向成名律师、资深律师乃至大律师靠拢的时刻了。
3、 职业渠道。这是很多青年律师从理论转向实际工作时最容易产生迷失的范畴。职业渠道从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客户来源、资源支持等，从广义上则可包含人脉、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直白的说，就是不要“一个人战斗“。笔者在与同行谈及渠道问题时，听到最多的抱怨无非是“客户太不靠谱让我无法进行”、“老律师把持资源不放让我接不到案子“、”领导不主动带让我无法进步“和“在XX处不认识XX人才失败”云云。其实这些归结起来，都是职业渠道建立不畅造成的。逐条来说，客户不靠谱这话，首先就不是一个职业律师应当说出的。因为本行业的特殊性，我们的客户多数都是专业法律的门外汉或者一知半解者，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肯定有他们的缺失。我们要做的既不是盲从也不是固执，而是应以客户利益为自己利益，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将专业的法条结合客户的职业特点，深入浅出的做出最通俗的解释。要明确一点，客户不是要求你拿出冰冷的法条放在那里，告诉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而是通过你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处理，告诉他“怎样才是行”，如何才能在合法的前提下，避免损失、获取最大的利益。律师需要在案件中的特定带入感，和客户成为朋友、盟友，客户可以“不靠谱”，但作为他的律师，你必须“靠谱”。在客户提出的要求于法不能实现时，迅速帮助他转变观念，另辟蹊径解决问题，在客户期望得到的结果其实可以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时，及时提醒他并给予准确的法律解决意见，这些都是需要律师来沟通来主张的，也只有这样主动出击角色代入，才可能使得客户渠道畅通无阻。至于说老律师和领导的传帮带问题，笔者也曾经和一些资深律师有过沟通。其实绝大多数律师前辈还是乐于分享资源提携后辈的，毕竟单靠自己不能成事。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律师客户资源的特殊性，多数客户对律师的认知是落实到具体人的，尤其是一些资深律师，他们的客户都是多年合作的对象，彼此之间早已建立起了专属的默契，也就是说，即便前辈们乐于引荐，客户也未必能将信任毫无保留地移植到你的身上。另一方面，老律师和领导们也在权衡后辈们的个人能力，毕竟他们的资源和市场都是多年打拼下来的，如果你不能获得他们的肯定，不能成为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不能被他们认为引你入局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和利益，那也真的很难要求老人们都做“白求恩”。如何打开这个局面，还是靠自己。对于专属老客户，不要强求他们迅速给出案源，先随着前辈的脚步，从外围了解客户的好恶，明了客户的具体需求，从客户的下游资源入手，如客户的外围需求，客户朋友的需求，以量累积，逐步取信，循序渐进地建立专属于自己的渠道。即便是只针对同一客户，他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发现和掌握客户潜在的、属于自己专业范畴的需求，主动帮助他开发新的领域，这样不仅可以开发出自己的渠道，还可以无形中增进前辈和客户的关系，既博取了客户的信任，也增进了和前辈的关系，一举两得。而在办公室之内，则要站在前辈的立场上，理解前辈的一些做法和行为，本着学习进步的基本，放低姿态，不自命清高也不过度谄媚，在业务上多咨询多学习，在工作环境内外多沟通多对话，恰当地表现出自己的自主性和创新性，让前辈从心态上对你的认知从一个懵懂的菜鸟向一个坚实有力的助力变化，直到成为对等的合作伙伴，机会也必在其中。最后说到外部特殊渠道，也即是公检法等各司法部门，其实和办公室内部渠道建立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要更多理解权力部门的运作机制和方式，不给对方为难，不过度交际，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尽量给予对方更多协助和方便，分清公私的边际，做到不卑不亢地交往，才是获得对方肯定的上佳途径。
三、结语
作为一个律师行业的初涉者，笔者在对青年律师职业规划的理解和论述上，必然存在着诸多的偏差和理解失误。几点心得体会，但望与各位同道、前辈共同探讨，互相扶持。最后谨将笔者浅论总结出几字作为结语，期待与各位青年律师共同走向职业生涯的辉煌。
律师职业，以名为本，以实为根，心态平和，厚积薄发。
谢谢。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律师 牟楠
2012年11月16日


　　一、基本案情

　　1997年，曹某经人介绍与张二认识并开始同居生活，为保留低保名额，而未办理结婚登记。张二原有北房4间，同居期间双方建造东房2间，另翻建院墙、门楼。2004年张二患病，病重期间欲立公证遗嘱，后法律工作者到达现场，由原八达岭法律服务所的武某、胡某见证。张二去世后房屋一直由曹某管理使用。2011年，曹某准备出售该房屋，被被告张某出面阻止，称二人并未领取结婚证，房屋应该由其兄妹继承。曹某认为，张二在病重期间已立遗嘱，表示由其继承房屋，且该房屋一直由其占有，其当然享有对房屋的处分权。故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合法继承权。

　　被告张某辩称，张二系其二弟。张二病重期间，曹某并未予以照顾。2005年4月21日，原告之父曹连称张二请公证处的人立遗嘱，让其兄妹于4月23日前去签字。兄妹得知后均表示不同意，后曹连又称不立遗嘱了。张二生前并未立遗嘱，也未与曹某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故不同意曹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曹某提交一份由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载明：2005年4月份，曹连到延庆八达岭法律事务所，称张二想办理一下去世后的财产继承问题。武某、胡某询问张二后，得知其欲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并为其起草协议书，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后因找不到证人而未办理协议。据此，原告认为该证明从侧面证明张二立了口头遗嘱，故其拥有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指定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或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在危急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对原告提交的有武某和胡某签名的证明材料如何认定。法院认为，遗赠扶养协议、遗嘱均是要式法律行为，而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遗赠扶养协议，故原告与张二之间并不存在遗赠扶养关系。遗嘱继承人应是法定继承人，而原告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不能成为遗嘱继承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明材料，本院认为不能作为遗嘱或证明遗嘱的存在，也不符合口头遗嘱的要件，故驳回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二、分歧

　　该案争论的焦点在于张二生前是否立有遗嘱及原告曹某所提交证明材料的证明力应如何认定。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二在危急情况下立有口头遗嘱，武某、胡某两位见证人足以证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二并未立合法有效遗嘱，武某、胡某两人证言的证明力不足。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三、分析

　　1、遗嘱继承的要件构成

　　财产继承包括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遗嘱继承指公民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其效力优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在被继承人未立遗嘱的情形下适用。对于遗嘱继承，我国《继承法》第5条具体规定为：“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将遗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而完成遗赠行为。该行为实际上只产生遗赠的效果，因法律的规定而发生遗嘱继承的效力。故遗嘱继承的形式包括：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其中，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优于遗嘱继承或遗赠。

　　有效遗嘱的设立，应当合乎相应的要件。其一，立遗嘱人应具有立遗嘱的能力。《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效。”这就说明立遗嘱人设立遗嘱时应当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其二，遗嘱内容应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继承法》第二十条规定：“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的遗嘱无效。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遗嘱将会产生对公民财产进行处理的效果，故应体现遗嘱人的真实想法，其在受胁迫、欺骗时所立遗嘱及被篡改、伪造的遗嘱违背其真实意思，当然无效。其三，遗嘱处分的遗产只能是个人合法所有的财产。《继承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此规定充分说明遗嘱人在遗嘱中处分的遗产只限于个人财产，且为其合法所得，若其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该部分不生法律效力。其四，遗嘱应符合特定形式。遗嘱从是否要式上来看，可分为口头遗嘱、要式遗嘱、录音遗嘱，要式遗嘱又分为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若要式遗嘱经过公证，则其效力最优。遗嘱继承应当以要式为原则，以口头遗嘱为补充。自书遗嘱是由立遗嘱人自己亲自书写全部内容的遗嘱；代书遗嘱是立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由他人代为书写制作而成的遗嘱，该类遗嘱的遗嘱人不能亲自书写遗嘱内容，应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并由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或捺印。录音遗嘱同样需要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可以对自书遗嘱提出公证申请，由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遗嘱人可以立口头遗嘱，且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需要说明的是，见证人必须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且与遗嘱相对人无利害关系。

　　具体到本案而言，曹某与张二非夫妻关系，也无血缘关系，故不存在法定继承或遗嘱关系。武某、胡某的证言中指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张二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乎遗嘱的上述前三项要件，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能体现出遗嘱人的遗赠扶养意思，但该案中并不存在书面的遗赠扶养协议。尽管张二是在病重的情况下要求立遗嘱，也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无利害关系人武某、胡某见证，但武某、胡某见证的时间是2005年4月23日，张二的去世时间为2005年5月份，张二从见证至其去世有足够的时间去采用其他形式订立遗嘱，这段时间可足以认定危急情况解除，张二欲设立有效的遗嘱，必须改用书面或录音形式。故张二遗嘱的设立不符合上述有效遗嘱的第四个要件,不能认定其生前立有有效的口头遗嘱。

　　2、证明材料的证据力之认定

　　法院在采用诉讼证据时，首先应当考虑其是否符合证据“三性”。一是客观性，即诉讼证据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臆断。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本质特征，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二是关联性，即诉讼证据与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应存在客观联系。客观存在的事实多种多样，但只有那些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的事实才能成为证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亦源自于其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三是合法性，即诉讼证据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证据的提供、收集和审查应符合法定的程序要求；证据须经法定程序出示和查证。

　　证据“三性”中，证据的关联性是案件审理考察的重点所在。对证据进行认定时，需通过质证来观察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有无的证明程度的大小，即证据的证明力或证据力问题。证据对案件事实有无证明力、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紧密度。易言之，证据事实不仅应当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对案件的证明存在某种实际意义。通常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强；联系越不紧密，则其证明力越弱。

　　继承案件中，合法遗嘱是证明力最强的证据，法院可依据遗嘱对案件进行认定，并作出判决。其中，危急情形下的口头遗嘱，可根据两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遗嘱人的相对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的证言作出判定；其他情形下，则要求存在合法的要式遗嘱或录音遗嘱。否则，就应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处理遗产。本案中，见证人武某、胡某的书面证言，可以证实张二在见证时病重，情况较为危急，也确有立遗嘱的意愿。具体意思内容为：“生前由曹某扶养，死后由曹某领受全部遗产，并承担共同生活期间的全部债务。”其本身可体现出遗赠抚养的意向，但见证后张二的危机情形解除，其应将意思表示诉诸于书面或录音，只有这样才能认定遗嘱的效力，该案的口头遗嘱失效，二人的证言自然也就不能作为口头遗嘱存在的证据使用。二人的书面证言是本案的孤证，且二人均未出庭，只能从侧面反映张二死前曾体现出的意向，然而本案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张二对其遗产处理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赠与，亦不能证明赠与的存在。该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当然也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