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逃税行为在当前的中国具有一定普遍性，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金融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安体富教授分析，从纳税人经济类型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是50%，乡镇企业是60%，外资企业是60%，个人是90%。[1]美国以低稽查率，高税收遵从度而世界闻名。究其原因，除了完善的税收制度以外，严密的逃税罪刑事法网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分析研究美国逃税罪刑事法网，可以为中国在刑法修订过程中进一步调整、修改逃税罪提供有益的思路。
在美国，逃税罪（Tax Evasion）是联邦犯罪，规定于《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简称U.S.C.）第26编的《美国税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75章A--“犯罪”部分，第7201节。美国所有税收犯罪乃至整个税收体系设立的最终目的是制止和预防逃税行为，促进税收遵从，因此，逃税罪，是美国传统税收犯罪体系的“压顶石”（capstone），[2]认定纳税人犯有逃税罪，意味着他可能受到税收犯罪中最重的处罚，即5年以下监禁，[3]或个人25万美金以下，组织50万美金以下罚金，[4]或者二者并处。
一、美国逃税罪刑事法网的构建
（一）逃税罪的本体要件
美国刑法采双层次的犯罪构成模式，第一层次是犯罪本体要件；第二层次是责任充足条件，[5]即对各种合法辩护的排除。逃税罪的本体要件包括：第一，存在已经到期或未支付的税款；第二，行为人试图以任何积极的行为逃避税收或抵制支付；第三，行为主观上是有意。[6]
1.应当支付和到期的税款
“没有应纳税，就没有逃税罪”，[7]体现这一规则最著名的United Stated v.Helmsley案，[8]Leona Helmsley虽然在纳税申报中低报了收入，但实际上，她没有主张她丈夫财产折旧抵扣部分的数额已经超出了他低报收入应缴纳的税款额，因此，Leona Helmsley不构成逃税罪。
如果一个人怀着逃税的动机，故意没有申报一些收入项目，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项目是可以被其他项目抵扣的，抵扣之后他就已经没有应纳税额了，这种情况下只能适用税收伪证罪，[9]而不能适用逃税罪。
对于税款数额，政府一般不需要证明精确的数字，政府证明逃税数额达到相当数量（Substantial）即可以达到证明要求。相当数量是一个相对概念，不需要准确地计算出少纳税数额和毛收入或纯收入之间的百分比。对于是否要对逃税数额有相当数量的要求问题，实践中有分歧。从法条字面意思理解，纳税人逃税1美元也可以被定罪，但是陪审团依据这样的证据会认定有罪不太可能。从一些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到有些法院认为应当对逃税数额有相当数量的要求，United States v.Helmsley[10]案和United States v.Daniels[11]案中，第五巡回法院对陪审团的指示体现了一定数量的要求，司法部税收局的《税收犯罪指南》（CTM）对逃税罪的应纳税数额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要求。[12]但是，这种数量要求已经被第七巡回法院和第九巡回法院在判例中明确予以否定，[13]这两个法院主张，一定数量的税收缺口不应当是适用《美国税法典》第7201节指控和定罪的要求，否则会阻碍小额逃税案件被以逃税罪起诉的可能，将使纳税人实施小额逃税不需要担心被起诉，这样的结果是不能忍受的。当然一定量的税收缺口可以帮助政府证明纳税人的逃税故意，但这并不是该罪的要件。2008年这个问题的分歧得以解决，最高法院在Boulware v.United案中否定了对逃税数额的数量要求。[14]
2.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
逃税罪要有逃避行为，根据《美国税法典》第7201节，逃避行为有两种：第一种是逃避税收核定（evasion of assessment），指纳税人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影响联邦税务局对其应纳税款的正确核定。通常方法是填写低于实际税收义务的虚假纳税申报，这些错误申报信息可能影响到联邦税务局对其纳税义务核定，从而达到逃避纳税的目的。第二种是逃避支付（evasion of payment），这种情况发生在联邦税务局核定了纳税人的申报，应缴纳的税款额已经确定，但是纳税人采取措施阻止联邦税务局征收税款。例如，把纳税财产转移到境外，使联邦税务局无法采取征收措施，或者在上报联邦税务局的财产损益表上故意隐瞒财产，称无能力付清核定的税额以申请达成妥协。更极端的手段还可能发生，例如，纳税人故意赠与、消费或挥霍他所有的财产，使联邦税务局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
逃避行为是积极的（affirmatively）行为，第7201节使用了企图逃避一词，法院在判例中加上了积极的修饰企图逃避，用来区分逃税罪与其他犯罪。[15]因此，为了少纳或不纳税，只是未递交纳税申报的，不构成逃税罪，可能适用其他轻罪，如第7203节不提交申报罪。[16]积极的行为，是可能产生误导或隐匿效果的行为；[17]并且，行为本身不需要具有违法性，只要他的目的是逃避税收，[18]例如，谎言可以构成一个积极的行为。那么，如果纳税人定期花掉他所有的钱，而不能支付税款，是否足以构成积极的逃税行为？还是其他更轻的犯罪行为？《税收犯罪指南》指出，假如纳税人公开支配他的收入而使其不能支付税款，不构成逃税罪。[19]又同时列举了可能构成逃税积极行为的情况，如用秘密的银行账户、用他人名义，在缴税前提前支付其他债务等。此外，积极的行为并不需要一定是填报虚假的纳税申报，故意的遗漏纳税义务，故意的不履行纳税义务也构成积极的行为。最高法院在Spies v.United States中，列举了积极行为的范例：（1）设立两份账本；（2）制作虚假的登记、更改、发票、证明；（3）破坏账簿和记录；（4）隐藏财产，掩盖收入来源；（5）应入账或应记录事项不入账或不记录；（6）可能产生误导或隐匿后果的任何行为。
United States v.McGill[20]案的判决能说明法院对积极行为的判定标准。该案中纳税人McGill没有缴纳申报的税款，联邦税务局试图从他的纳税人银行账户中收取税款，而McGill已经停止使用自己原有的账户，开始使用他妻子和其他商业伙伴的账户，同时还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了新的银行账户并公开使用。法院在认定哪些行为是积极的逃税行为时，认为McGill使用其他账户导致漏掉税款的行为是积极的逃税行为，而使用自己账户的行为不属于逃税行为，因为纳税人虽然没有通知联邦税务局他使用了新账户，但这并不能证明他隐藏了自己的新账户。因此，通常情况下公开使用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被认定为积极的逃税行为。而在United States v.White[21]案中，被告人White一直以来在邻近的城市开立独立的个人账户，并在其中存有大量未申报来源的不明存款，法院指令陪审团从以上事实中推定被告人是否采取了积极的逃税行为，陪审团的结论是被告人采取了积极的行为。
3.逃税罪的主观要素
我国学者对美国刑法犯罪心态的研究一般是以《模范刑法典》为范本，提出了蓄意（purpose或intention）、明知（knowledge）、轻率（recklessness）和疏忽（negligence）4种罪过形式。但美国刑事成文法中出现的可以表明犯罪心态的用语将近80种，[22]《模范刑法典》只是对多种具体犯意的浓缩。《美国税法典》对逃税罪的犯罪心态没有使用《模范刑法典》的用语，而使用了“有意地”（willfully）。[23]
逃税罪的有意指“自愿地，蓄意地违反明知的法律义务”。[24]因此，有意需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三方面的事实：被告人的法律义务存在；被告人明知法律义务；被告人自愿蓄意地违反了法律义务。对于逃税罪犯罪心态的理解，美国税收犯罪经历了以下阶段。1933年United States v.Murdock案的判决中，法院承认：“国会并不是想把一个真诚、善意填写纳税申报、保存记录，而只是无法正确理解行动指令的人变成罪犯”，并将有意一词解释为，“行为具有坏的目的，或者邪恶动机”，也就是法院主张将善意的被告人排除在逃税罪之外。[25]接下来，在1973年的United States v.Bishop案[26]和1976年的United States v.Pomponio[27]案中，法院认为“坏的目的，或者邪恶动机”并不是有意必须证明的，而好的动机也不能单独成为构成无罪的抗辩理由。这两个判例后，建立起来有意是“自愿，蓄意违反明知的法律责任”的标准。[28]自此，构成逃税罪的主观心态，并不要求证明纳税人行为时有坏的动机或者是恶意，而要求证明纳税人知道他的义务而有意违反。
有意一词本身包含了蓄意和明知法律两方面的内容。可见，有意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这看似有违根植于英美普通法“不知法不恕”的传统理念。然而，“不知法不恕”的基础是法律明确和可知的，但是，税收法律法规超乎一般法律的复杂性，使得普通公民很难根据税法知道和理解自己的义务。因此，国会对于税收犯罪做了特殊的规定，将有意违反法律作为其要件。于是，法院解释税收犯罪中的有意时，作为一个传统规则的例外，要求行为人最低限度地知道行为的违法性。如果行为人故意忽视法律或者“对于他应当知道的故意闭上眼睛”，[29]法官是否可以指示陪审团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呢？在英美法中，行为人已经意识到一定的客观要素可能存在，但是为了避免对要素的实际知晓而有意不去查实，称作“故意视而不见”（willful blindness或deliberate ignorance），[30]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指示陪审团认定“明知”存在，在美国也称为“鸵鸟指示”（ostrich instruction）。假如指示可以用于逃税罪案件，那么，陪审团认定被告人认识到他对法律义务的理解有一个较高的可能性，但他有意避免了解真正的法律义务，就可以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31]对于“鸵鸟指示”是否可以用于税收犯罪，司法实践存在分歧。第三巡回法院持否定态度，认为“故意视而不见”的指示不能用于税收犯罪，因为税收犯罪必须“实际地知道”（actual knowledge）法律，才能证明故意。[32]第一巡回法院持相反的态度，认为该指示可以用于税收犯罪案件认定被告人明知法律，从而证明被告人有意的心态。[33]
（二）逃税罪与其他罪的交叉与衔接
从美国税收犯罪的规定看，各罪关系看似关系混乱，罪名之间界限不清，存在彼此交叉。然而，这种条款之间的交叉（overlap）关系，构建了以逃税罪为中心的严密法网，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刑事法网中，逃税罪与其他犯罪的关系表现为：
一是，逃税罪和其他税收犯罪[34]的交叉关系。因为逃税罪在美国税收犯罪中具有压顶石的地位，刑罚最重，证明要求也最高，于是，立法上专门设计了其他罪名与之交叉，符合逃税罪的某个要件就可以满足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当逃税罪的全部要件不能被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时，可以选择符合的其他罪名起诉，而这些罪名因为证明要求低于逃税罪，法定刑也相应轻于逃税罪，如果逃税罪和其他罪名的要件都符合，司法部的政策是以逃税罪优先起诉。例如，逃税罪和税收伪证罪，当行为人签署了虚假的纳税申报，但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有意逃避缴纳税款，可以适用税收伪证罪；逃税罪与虚假纳税申报、声明、或签署其他文件罪，[35]如果行为人递交给联邦税务局的文件有误，但无法证明他是有意逃避缴纳税款，可以适用虚假纳税申报、声明、或签署其他文件罪；逃税罪与欺诈意图的转移和隐匿罪，[36]如果纳税人欺诈地转移隐匿财产和应税货物，但不能证明他有应付税款的义务或有意逃税，则可以适用欺诈意图的转移和隐匿罪；逃税罪与妨碍税收罪，[37]行为人有舞弊行为而不能证明有意逃税，如果其行为阻碍了税收执法，则可以适用妨碍税收罪。
二是，逃税罪和其他非税收犯罪的交叉关系。这里的非税收犯罪指《美国法典》第18编的联邦犯罪，在某些情况下其可以适用于税收领域的逃税行为。例如邮件欺诈罪，[38]联邦检察官长久以来遵循着“当疑惑的时候，用邮件欺诈罪”[39]的座右铭。这一问题在税收领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适用邮件欺诈罪可以免于证明行为人有意逃税的心态，和有应纳税款存在，而所有的纳税申报都是通过邮寄或电子方式递交给联邦税务局的，这便使邮件与实施逃税行为建立了关系。司法部对邮件欺诈罪用于税收领域的政策在不同时期发生了明显变化。2008年以前，司法部税收局的政策是优先适用税收犯罪体系中的条款作为起诉目标，对于税收犯罪更适合的情况，不支持用普通犯罪起诉，这样就限制了邮件欺诈罪在税收领域的适用。2008年以后，这一政策有了新的变化，体现在规定了对税收犯罪优先起诉的例外情况：[40]税收犯罪案件涉及到洗钱和毒品交易犯罪，在得到司法部税收局的授权，可以邮件欺诈罪起诉；另外，对于与税收相关涉及到计划欺诈政府或其他个人的，假如欺诈数额巨大，涉及重大利益的，可以支持邮件欺诈罪的起诉。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02年颁布的《白领犯罪刑罚提高法案》中，邮件欺诈罪的法定刑由原来5年的上限，提高到了20年，对金融机构造成影响的最高法定刑达到30年，[41]法定刑之高是逃税罪望尘莫及的。因此，在逃税严重，需要适用重刑的情况，适用邮件欺诈罪起诉要比适用若干个逃税罪起诉得到更重的量刑。
逃税罪与其他税收犯罪的衔接关系，《美国税法典》中逃税罪与其他税收犯罪之间并不是都有交叉，与有些罪名存在衔接关系，如第7203节不提交申报、提供纳税信息或者不缴纳税款罪与逃税罪，逃税罪的行为方式必须是积极的，如果只是消极地不申报、不提供信息、不缴纳税款，则适用第7203节，构成轻罪，两罪在行为方式上衔接。
二、逃税罪刑事法网的“出口”
（一）逃税罪的抗辩事由
抗辩理由居于美国犯罪构成的第二层次，美国刑法中的“抗辩理由”（defenses），是被告人针对有罪指控而提出的证明自己无罪或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42]功能大体相当于大陆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但范围更广泛，不仅包括完全排除定罪或刑事责任的理由，而且包括降低犯罪等级或部分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前者称为完全的抗辩理由，后者称为不完全的抗辩理由。美国法院承认的抗辩理由五花八门，不同条款可适用的抗辩理由也不尽相同，难以统一归纳分类。通常具有普遍性的犯罪抗辩理由，如未成年、精神病、非自愿醉酒、被胁迫、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警察圈套等适用于逃税罪的可能性很小，以下是逃税罪审判实践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抗辩理由。
关于印发《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印发《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行业体协，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现将该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章）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三日
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pdf
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pdf
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pdf
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治疗用药豁免，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目的确需使用兴奋剂目录中规定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时，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予以使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全国性体育竞赛和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
第四条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心）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负责审批运动员的治疗
用药豁免申请。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由医学专家和反兴奋剂专家组成，其中医学专家不少于三人。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过半数的成员不得在反兴奋剂中心担任任何正式职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制定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指南，针对不同伤病所需的医学信息，提供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示范文本，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第五条 运动员申请赛外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的治疗用药豁免，应当在使用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向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提交申请；如果申请赛内使用，应当在该赛事开
始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
除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必须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等意外情况外，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不受理任何事后追补方式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符合前款规定情形的运动员，应当在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之日起七日内，向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追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第六条 运动员申请治疗用药豁免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见附1）。
（二）有关病历 （包括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原件或复印件。
（三）依法享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对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必要性，以及使用其它非禁用物质或方法对治疗影响的文字说明。
（四）申请人同意将其申请豁免的所有信息提交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以及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专家的书面意见。
（五）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七条 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资料，可以采用当场提交、邮寄、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相关资料应当用扫描件形式一同上报。无论采用何种提
交方式，都必须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原件。
第八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受理治疗用药豁免申请。
（二）申请事项依规定不需要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三）申请事项不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职权范围，而应当由其他有关组织或机构负责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其他有关组织或机构申请。
（四）申请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九条 审批治疗用药豁免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确实没有其它合理的、可以替代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治疗措施。
（二）运动员在治疗急性或慢性伤病过程中，如果停止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会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造成明显损害。
（三）运动员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只是为了使身体恢复至正常状态，而不会产生任何增强运动能力的作用。除病理原因外，不允许使用任何禁用物质或方法提高内源性激
素水平。
（四）运动员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的原因，不是由于非治疗目的使用了任何禁用物质或方法所造成。
第十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成员与申请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在审查该申请时，应当回避。
第十一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审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时，可以征求其认为合适的医学或其它学科专家的意见。
第十二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反兴奋剂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审批过程中知悉的运动员医疗信息保密。
第十三条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所要求的与申请有关的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费用由提出申请的运动员本人或其所在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作出批准使用的决定，并发给申请人《治疗用药豁免批准书》（见附2，以下简称《批准书》）。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一日内，将审批结果以书面方式通知运动员和运动员所在单位，并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备案。
第十五条 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获批准的运动员可以依照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的有关规定，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重新审查。
第十六条 运动员应当严格按照《批准书》的要求用药。如果服药次数、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应当重新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按照 《批准书》要求用药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将撤消对该运动员的用药批准。
运动员需要延长已经取得的治疗用药豁免的有效期的，应当重新提交申请，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批准后使用。
第十七条 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应当向兴奋剂检查人员出示《批准书》，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允许使用的禁用物质或方法名称以及 《批准书》编号。
第十八条 运动员吸入使用福莫特罗（formoterol）、沙丁胺醇（salbutamol）、沙美特罗（salmeterol）和特布他林（terbutaline），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
申请吸入使用上述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除第六条要求的资料外，运动员还应当提交以下医学资料：
（一）完整病史。
（二）针对呼吸系统的完整临床检查报告。
（三）一秒用力呼气量测量报告。
（四）如果存在气道阻塞，在吸入短效β 激动剂后重复进行呼吸量测定以证实支气管痉挛的可逆性。
（五）如果不存在可逆性气道阻塞，需通过支气管激发试验以确定气道高反应性的存在。
（六）医生的准确姓名、专业、地址（包括电话号码、电子邮箱、传真号码等）。
未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运动员，如果因为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需要吸入使用上述物质，应当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以事后追补方式提交使用以上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追补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果发生上述物质的阳性检测结果，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定，不按阳性处理。
第十九条 运动员赛内通过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途径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运动员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包括关节内、关节周围、腱周围、硬膜、皮下及吸入途径，应当在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使用时间和方式。
第二十条 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列入各国际体育组织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当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所属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规定，向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上款规定的运动员应当在获得有关国际体育组织的《批准书》之日起五日内，将《批准书》报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反兴奋剂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附：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091119/00123f3eabca0c6ee89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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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说明
治疗用药豁免，是指运动员因治疗目的确需使用兴奋剂目录中规定的禁用物质或方法时，依照规定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予以使用。治疗用药豁免工作，是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反兴奋剂工作方针，防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同时允许运动员出于治疗伤病的目的，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审查和批准，使用某些禁用物质或方法，有利于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体现了体育运动以人为本的宗旨。
实施治疗用药豁免，是国内外体育运动中保证运动员安全用药的通行做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制定的《治疗用药豁免国际标准》（以下简称《国际标准》），对治疗用药豁免工作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为了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并与国际通行做法保持一致，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于2005 年开始着手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的调研、起草工作，并于2007 年3 月制定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体科字〔2007〕49 号），成立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负责审批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心）成立后，根据职责分工，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将治疗用药豁免审批职能移交给反兴奋剂中心。自2009 年1 月起，反兴奋剂中心开始负责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承担审批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职责。在准确把握2009 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新变化，系统总结治疗用药豁免工作中的新问题、新做法、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反兴奋剂中心对《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形成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体反兴奋剂字〔2009〕112 号），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于2009 年7 月向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和兵种部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有关行业体协，有关司、局，有关直属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各单位的反馈意见，反兴奋剂中心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运动员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就几个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制定本办法的指导原则
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保证运动员的伤病得到及时安全的治疗，保障运动员公平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办法把握了三条指导原则：一是，以服务运动员为宗旨，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为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提供便利，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二是，确立明确、具体、严格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和审批制度，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三是，参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和《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款，坚持本办法确立的制度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保持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规范性和适应性。
根据上述指导原则，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和审批制度，并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二、关于本办法的适用范围
为了保证体育运动中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协调、统一，结合我国体育竞赛的实际情况，办法区分了三个层面的治疗用药豁免管理制度：一是，参加全国性体育竞赛和在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注册的运动员，适用本办法，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向反兴奋剂中心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以下简称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三条）；二是，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列入各国际体育组织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不适用本办法，应当依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所属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规定，向有关国际体育组织或国际赛事组委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报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条）；三是，为了保障省级体育竞赛参赛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省级体育竞赛组委会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经反兴奋剂中心批准后，成立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参赛运动员可以参照本办法的规定，向相关竞赛组委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
三、关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
为了维护治疗用药豁免工作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和组成人员，明确了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受理、审核和批准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主要职责（第四条）。为了加强治疗用药豁免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制定、发布治疗用药豁免指南，针对不同伤病所需的医学信息，提供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的示范文本，引导和规范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四条第四款）。
四、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制度
办法以严格的事先申请和审批为原则。对于治疗用药豁免的申请时限，办法区分了两种情形：一是，申请赛外使用的，应当在使用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二是，申请赛内使用的，应当在该赛事开始之日的至少二十一日前提交申请（第五条第一款）。这里，二十一日的最短时限要求与《国际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一般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运动员，在获得批准前不得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但是，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为了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办法规定：在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必须使用该禁用物质或方法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以通过事后追补方式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第五条第二、三款）。
办法规定了申请治疗用药豁免应当提交的资料 （第六条）和提交资料的方式（第七条）。为了方便运动员提交申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可以采用当场提交、邮寄、发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申请。为了保证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办法规定：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的，相关资料应当用扫描件形式一同上报。无论采用何种提交方式，都必须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原件。
此外，办法规定了应当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情形：一是，服药次数、剂量、给药途径和持续时间发生变化的；二是，需要延长已经取得的治疗用药豁免的有效期的（第十六条）。重新提交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批准后，方可继续用药。
五、关于治疗用药豁免的审批制度
为了减少无效申请，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办法规定了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的受理制度，要求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区分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一是，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申请资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二是，不需要获得治疗用药豁免批准的；三是，不属于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四是，需要补正申请资料的（第八条）。
根据《国际标准》的要求，办法规定了审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应当遵循的四条实质标准：一是，没有合理的替代治疗措施；二是，停止治疗会对运动员的健康造成明显损害；三是，治疗不会增强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四是，治疗与之前违规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无关，也就是说，运动员之前违规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所造成的身体损害，需要使用禁用物质或方法再行治疗的，申请治疗用药豁免不能获得批准（第九条）。运动员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条标准，才能获得批准。
为了使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尽可能早的得到治疗，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一日内作出是否批准使用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这里，二十一日只是办法规定的最长审批时限，为了保证运动员得到及时治疗，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将尽量缩短审批时限，力争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审批决定。同时，这一审批时限与《国际标准》规定的三十日的审批时限相比，缩短了九日。为了保障申请人的知情权，办法规定：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第二款）。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办法明确了申请人的救济途径，规定：申请治疗用药豁免未获批准的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申请重新审查（第十五条）。
此外，为了保障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公正性，办法规定 了回避制度 （第十条）；为了增强治疗用药豁免审批的科学性，办法规定了征求意见制度 （第十一条）；为了保护运动员的隐私，办法规定了运动员医疗信息保密制度（第十二条）。
六、关于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的特别规定
2009 版《国际标准》取消了吸入使用β 激动剂（福莫特罗、沙丁胺醇、沙美特罗和特布他林）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的简易治疗用药豁免申请程序。根据这一变化，办法对吸入使用治疗哮喘的特定物质和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作出了特别规定。
对于吸入使用β激动剂，办法规定：运动员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获得批准后方可使用（第十八条第一款）。申请吸入使用上述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除第六条要求的资料外，运动员还应当提交临床检查报告等相关医学资料（第十八条第二款）。考虑到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下，运动员可能没有足够时间提交申请，办法规定：运动员如果因为急救或处理急性病症等意外情况需要吸入使用上述物质，应当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以事后追补方式提交使用以上物质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并在接受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追补的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获得批准后，如果发生上述物质的阳性检测结果，经治疗用药豁免委员会认定，不按阳性处理（第十八条第三款）。但是，如果运动员只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填写用药名称，未在开始使用之日起七日内及时追补治疗用药豁免申请，或者追补豁免申请未能获得批准，都将会导致阳性结果。
2009 年《禁用清单》规定，所有糖皮质类固醇禁止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据此，办法规定：运动员赛内通过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或直肠给药途径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应当申请治疗用药豁免（第十九条第一款）。对于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办法规定：运动员非系统性使用糖皮质类固醇，包括关节内、关节周围、腱周围、硬膜、皮下及吸入途径，应当在接受赛内兴奋剂检查时，在兴奋剂检查记录单上准确填写用药名称、使用时间和方式，否则将会导致阳性结果（第十九条第二款）。
治疗用药豁免申请表.pdf
http://www.gov.cn/gzdt/att/att/site1/20091119/00123f3eabca0c6ee8a1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