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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

建城〔2010〕94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天津市、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规划局：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时期，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城市轨道交通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现就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要性
　　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的重要保障之一。城市轨道交通，特别是地下线路，环境相对封闭、人员密集、流量大，人员疏散受到很大限制，抗风险能力较弱，安防工作难度较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各地要充分认识城市轨道交通安防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把安防工作作为一项长期工作任务，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施工的各个阶段重视安防体系构建，全面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从业人员和广大乘客的安全意识，防范城市轨道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注重规划，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整体安防水平
　　拟建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必须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科学合理的选择轨道交通模式，搞好城市轨道交通的用地控制，确保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有安全便捷的换乘条件和足够的疏散能力。在线路选线过程中注重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合理选择系统模式和建设方式，处理好与城市重点建筑、桥梁、江河等环境的关系，处理好与综合交通枢纽以及人流密集场所的关系，注重线路的衔接配合，把城市轨道交通安防体系纳入城市整体安防体系，统筹规划、统筹安排。要做好突发事件对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可靠性的影响或损害程度评估，进而优化线网结构和安防体系，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安全防范能力，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安防体系完整、有效。要从整个城市交通的角度，统筹城市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关系，增强其他交通方式对轨道交通的应急救援能力。
　　三、优化设计，全面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防水平
　　在城市轨道交通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各个环节，要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要求，优化安防设施的设计，预留安全检查设备的接口，合理设置监控系统、危险品处置设施、安防办公用房等安防设施。要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合理设置车站出入口，科学设计乘客流线，尽可能避免人流过度集中或交叉。在地下线路隧道区间，合理设置联络通道或疏散通道、紧急疏散导向标志。在车站内外和通风设施的布设选址方面，要结合周边建筑情况，合理设计，确保周边空气流通良好。
　　初步设计是落实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安防要求的重要环节。初步设计文件应当包括安防设施设计的内容，并设置安防设计专篇。各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初步设计中安防设施设计的审查和指导工作。施工图设计必须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对于涉及安防设施的重大设计变更，建设单位应报原初步设计审批部门批准。
　　四、落实资金，确保安防设施与轨道交通设施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要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概预算，确保资金投入。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同步建设有关安防设施。对安防设施未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不予验收。
　　各地要确保已投入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防设施改建资金的落实，按照相关标准要求，逐步改建安防设施。
　　五、建立和完善安防标准体系，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规划建设水平
　　各地要加强交流，总结经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相关安防设施规划建设标准体系，使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规划建设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同时，注重加大科技投入，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研发适用、经济、高效的安防设施及相应的装备、技术，提高安防设施的科技水平。
　　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要明确职责，加强领导、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切实落实安防设施规划建设责任。各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管部门要恪尽职守，健全制度，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规划建设的监督检查，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安防设施规划建设工作落到实处，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刑诉法第92条律师提前介入的质疑

修正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而打破了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机关“侦查禁区”、“侦查秘密”等法律神话，削弱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不合理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因刑诉法未对律师提前介入相关的程序作出相关规定，致使该条在实施中存在着如下质质疑：
（一）该条可操作性差
由于刑事诉讼法欠缺具体的规定，结果导致该制度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尽管六部门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践中大多数公安机关均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承办人审查、分管局长的批准，并认定这是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公安机关常以承办人不在、局长不在加以拖延。一些地方的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如以案件涉密为由不允许律师介入；有的侦查机关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律师讲“我局有规定一律不准在侦查阶段介入，想行使权利，到检察院行使”，一句话说把律师打发走。即便允许律师提前介入，有些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和方式等方面对律师介入进行限制。对普通的案件，公安一经允许会见两次，每次30分钟，个别案件只有一次，但对确定有罪的铁案则可能放宽限制。大量的案件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监督”、“旁听”，甚至限制律师问话内容，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只能隔着非常厚的玻璃墙，但公安、检察会见的会见室则无此屏障，以至于犯罪嫌疑人不能在律师的会见笔录上签名，有些则直接禁止律师记录。将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权架空，难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一些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检察院盖章、法院盖章，藉此刁难律师。由于律师相对于公安处于天然的弱势，一般律师明知公安合法也都忍气吞声。
（二）该条致使有些律师提前介入干扰正常的侦查活动
一是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提前参与诉讼后，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与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勾结在一起串供、作伪证，为犯罪嫌疑人日后翻供出谋划策；二是一些律师不是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出发，以达到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而是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共同想方设法干忧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律师频繁的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给忙于侦破案件的办案人员形成负担。又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侦查部门认为案件情况是指包括案件侦查在内的全部情况。由于对案件情况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导致侦查人员与律师的认识分歧，使得办案人员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与律师扯皮，牵扯办案人员的精力。
（三）该条致使一些律师对提前提入刑事诉讼缺乏积极性
律师是提前介入制度的行为主体。提前介入制度能否得以实际贯彻，取决于律师的积极性。但实践中，除少数律师对该制度的运用信心十足、主动参与外，多数律师对律师提前介入态度茫然。刑事诉讼法本身关于该制度的操作性问题及现实司法活动给律师带来的种种顾虑，使一些律师不敢积极主动参与到提前介入中去。据悉，由于律师在提前介入后未予侦查“配合”，被定为包庇罪或串供，伪造罪的案例时有发生。
（四）该条致使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缺乏了解
尽管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律师提前介入制度，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所知了了，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前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虽然公安部《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对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都作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现象仍然普通存在。
综上所述，在针对律师提前介入存在的质疑，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一）应制定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如律师提前介入是否需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否履行批准手续；律师是否需提交提前介入申请书，应向哪个机关提出。律师提前介入后，在了解案件情况时，是否有权了解、复制书面的侦查内容；律师已了解到的但侦查机关尚未查获的有关犯罪事实或证据，其是否有义务向侦查机关报告；律师在不报告嫌疑人犯罪事实或证据的情况下，律师的不作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律师在提前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若发生逃脱，律师应否负责，等等。（二）大力提高律师职业道德水平。（三）要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刘岳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