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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司法鉴定工作对于明确案件事实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鉴定意见作为一项法定证据，具有很高的证明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官对其他证据的判断。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然而，当前司法鉴定工作却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鉴定结论无期限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工作作用的发挥。也导致法院的审判工作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应予以重视。下面笔者对当前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提出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鉴定机构设置杂乱，缺乏统一领导和有效监督。当前的司法鉴定机构属于社会中介机构，目前能够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机构可以说是五花入门，有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有独立的专业性鉴定机构，还有医院、学校等单位也可承接司法鉴定业务。而这些机构之间缺乏统一领导，缺乏有效监督，缺乏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各自为政，在管理上没有级别之分，只服从各自的管理部门，在司法鉴定工作中难以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国家认证、认可、准入、争议解决等制度，鉴定程序规则、执业纪律、道德规范、操作规范也难统一。

　 2、司法鉴定标准不一，没有建立规范化的司法鉴定制度。目前，多数鉴定领域没有技术标准，导致鉴定随意性大、重复鉴定等问题。法医鉴定的适用标准都是很早制订的，难以适应现在诉讼的要求，特别是伤残鉴定，只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和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却没有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导致评定人身损害伤残等级时无标准可引用，出现引用的标准不同，伤残等级大不相同，同样的伤情鉴定结论相差悬殊。

　　3、司法鉴定收费标准难统一，出现收费混乱情况。以前公检法部门设立鉴定机构，做一个法医鉴定只要100多元，现在做一个法医鉴定少则七、八百元，多则几千元。2009年，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出台的《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只是针对法医、物证、声像资料作出的。当前，司法会计、评估、质量等收费标准混乱，物价、财政、建设、土地等部门在进行价格认证、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房产评估、工程造价审计、土地评估等时，收费标准不统一，且收费标准普遍偏高。

　　4、送鉴程序缺乏统一规范。现阶段，人民法院系统至今都没有一部完整的规定来规范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基本上各地法院均根据自己的规定来进行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工作，多数人民法院选择鉴定机构或鉴定人都依当事人约定和法院指定相结合的原则来进行。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故缺席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管理部门根据就近、择优与公平原则，采取随机摇号方式确定选择社会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当事人放弃选择权或者需要由法院指定鉴定机构时，法院依据摇号的方式按照就近、择优的范围进行随机选择和指定。无明确规定来规范程序，很难保证法院随机选择或直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程序的公正性。这容易造成当事人对法院选出或指定的鉴定机构缺乏信任，一旦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不利，当事人就会猜疑和指责法院选择的公正性，影响了法院最终裁判结果的公信力。

　　5、对无效鉴定结论缺乏统一的处理办法 。有些鉴定结论由于鉴定机构自身工作的问题和人为因素，导致鉴定结论无效，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院均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据要求鉴定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更谈不上责任的追究。而对于缴纳鉴定费用的申请人，则会认为费用已缴至法院，是法院介绍、选择鉴定机构不当而导致了鉴定结论无效，因而要求法院向其返还所缴纳的费用，引发当事人对审判人员的误解与矛盾，使审判人员面临很被动的局面。

　　6、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够完善。司法鉴定人是特殊的证人，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在认识上的偏差，鉴定人的法制观念淡薄，地域条件、经济条件上的限制以及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很不完善，导致司法鉴定人出庭率极低。有些基层法院，其出庭率几乎为零。由于司法鉴定人不出庭作证、质证，导致案件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而缠诉、上访的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法庭庭审功能的发挥和诉讼任务的实现。

　　二、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对策

　　1、完善司法鉴定机构管理体制。针对目前司法鉴定机构设置重复、混乱的不合理状况，应当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统一的管理。一是将司法鉴定机构从其所隶属的单位和部门剥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司法鉴定行业和司法鉴定机构。二是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对各类司法鉴定事项均应建立统一的标准，明确相应的鉴定机构。三是统一鉴定费用收取标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是鉴定所需实际支出费用应列入败诉方应承担的赔偿范围，方显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五是建立司法鉴定行业级别制度。目前鉴定机构缺乏严格的级别概念。在司法鉴定行业独立的基础上，要建立级别制度，上一级机构可以否定下级机构的鉴定结论，从而保证待鉴事项能够有明确的最终鉴定结论。

　　2、加强对中介机构鉴定活动的监督。目前的中介鉴定机构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机构。为了更好地服务审判，保证审判活动公证、高效进行，应该对中介鉴定机构进行系统、科学化管理，为其建立信誉档案，根据法院和当事人对中介鉴定机构的综合评议，管理中介鉴定机构名册，对信誉不高的鉴定机构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3、规范司法鉴定期限。依照民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办案审限，应当规范司法鉴定的时间，有效提高办案效率。

　　4、要进一步规范送鉴程序。各个法院内部应由司法技术处单独对所有案件的鉴定申请统一收取，独立选择鉴定机构，办理送鉴事宜，督促鉴定机构尽快鉴定。不让案件承办人参与到司法鉴定过程中去，这样可以减少当事人对承办人的猜疑与误解，保证承办人的中立地位，更加有效地做到司法公正。

　　5、提高审核能力，解决重复鉴定等问题。法院司法技术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对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程序、鉴定依据等进行全面审查，提出鉴定报告是否可采用的意见，形成书面意见供委托单位参考。对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重新鉴定时最好选择国家级鉴定机构。法官要严格按照诉讼证据规则关于申请重复鉴定的标准，对初次鉴定进行审查，必要时可委托法院司法技术管理部门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咨询和审核。

　　6、落实司法公开，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司法鉴定参与权、监督权。严格执行公开选择机构、勘察现场等规定；移交鉴定的材料，必须经过质证、认可；鉴定机构和当事人之间的任何业务关系，均应通过法院进行；严禁鉴定机构向当事人直接收集鉴定材料和其他单独接触行为。
全国首例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假身份证结婚案法理分析

王礼仁 罗红军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他人身份证或伪造身份证登记结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妹妹或弟弟因未到结婚年龄使用姐姐或哥哥身份证登记结婚。因此引起的婚姻纠纷如何诉讼，这是当前困扰司法和当事人诉讼的一大难题。比如，对此类纠纷是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还是按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婚姻当事人到底是谁？即被冒用者能否成为婚姻当事人？ 凡此等等，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相当混乱，有的当事人甚至诉讼无门。如最近在中国法院网“法治论坛”（法律实务民商事）热议的妹妹用姐姐身份证登记结婚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则因其与结婚证上的登记姓名不同而投诉无门。
　　面对上述困境，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独辟蹊径，在民事诉讼中率先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解决此类纠纷打开一条便捷可行之路。现将本案予以公布，并就有关法理作简要阐述。
[案情简介]
原告刘某(女)与被告赵某（男）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原告刘某怀孕而未达到婚龄，便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刘某自己的照片）与被告赵某登记结婚，2006年底，被告赵某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9年12月11日原告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某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王礼仁《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的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王礼仁同志磋商。王礼仁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王礼仁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法官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某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某与赵某存在婚姻关系，刘XX与赵某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某与赵某离婚；女儿赵赵XX由刘某负责监护。经依法公告传唤，被告赵某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XX的身份证与被告赵某办理结婚登记、后又用刘XX的身份证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某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某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某与“刘XX”之女赵XX与原告刘某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某系赵XX生母，刘XX不是赵XX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二、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离婚。三、子女赵XX由原告刘某负责监护。
[法理分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属可撤销婚姻，对该案法院不应受理。应由原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原婚姻登记，收回登记为刘XX与赵某的结婚证。理由是二人在进行婚姻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故对于民政部门的错误登记，当然要由民政部门予以处理。如果民政部门不履行撤销该婚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属无效婚姻，对该案由法院受理后，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理由是结婚证书上记载的婚姻当事人为原告刘某的姐姐刘XX与被告赵某，从形式上并不能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结婚。因而，应当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应属有效婚姻，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的必备条件有三：一是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人加以干涉；二是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即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有结婚的合意，且领取结婚证书上的照片也为刘某与被告赵某，实际在一起生活的也是刘某与被告赵某。刘某在提起离婚之诉时，双方又均已达法定婚龄，无其它禁止结婚的事由，因此，应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关系成立，按有效婚姻处理。至于结婚证书上的姓名虽为刘XX与赵某，但二人既无结婚的合意，也未实质在一起生活，因此应认定刘XX与赵某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我们认为，相比之下，第三种观点更有道理，更符合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更有利于解决此类纠纷。因而，点军区人民法院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全国首例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婚姻瑕疵纠纷，其判决开创了处理此类案件的先河，并为此类纠纷的诉讼打通了一条便捷之道，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下面就本案争议的有关问题，作一些简要分析说明。
一、本案到底是按民事诉讼途经处理，还是按行政诉讼途径处理？
1、本案是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婚姻纠纷是民事纠纷，应该是无可争议的。既然是民事纠纷，就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2、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
第一，婚姻法和相关法规没有赋予民政机构处理此类纠纷的权力。根据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2003年）、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民政部2003年）规定，民政机构“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第二，民政机构难以处理。民政机构要处理此类纠纷，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结婚登记，都必须要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处理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第三，民政机构单纯的形式处理，难免出现实质错误，必然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司法资源。
3、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处理婚姻民事案件。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第13章中有详细论述，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更能难以实现。同时，行政诉讼时效等诸多方面，都难以适用婚姻登记纠纷。仅以诉讼时效为例，本案行政诉讼就难以处理。
4、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便捷彻底
在民事诉讼诉讼中，完全可以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婚姻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既可以解决婚姻效力的诸多纷争问题，也可以解决婚姻附带诉讼的子女财产问题；既可以解决婚姻诉讼当事人关于婚姻效力的争议问题，也可以解决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在本案中，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
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诉讼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绝对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XX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XX）与赵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时，刘XX与赵某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XX有拘束力。刘XX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民政机关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某”，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XX”的结婚问题。
二、本案不属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禁止结婚的实质要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 无效婚姻只有四种：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愈；未到法定婚龄。而《婚姻法》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仅有被胁迫结婚一种。
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所采取的是列举式立法，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没有列举的情形，不能认定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因此，无效婚姻的范围是有严格限定的，除法定的情形外，不能随意扩大，包括不能变相扩大。否则，就是违法。
本案中的刘某虽然在结婚时未到法定婚龄。但在离婚时已经到达法定婚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原告刘某与被告赵某即不属于婚姻无效，也不属于可撤销婚姻。刘某起诉离婚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当然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按离婚处理。
三、本案正确区分了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的界限。
所谓婚姻不成立，就是当事人之间的结婚行为因欠缺婚姻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或形式要件存在严重瑕疵而致使婚姻没有成就，婚姻不存在。婚姻成立，就是当事人完成了缔结婚姻必备的形式要件，婚姻依法存在。而婚姻无效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而不生法律效力。婚姻有效与无效是对已成立的婚姻效力判断。婚姻不成立，则无所谓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有关婚姻不成与婚姻无效的区别与联系，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论述。本案中刘某使用他人身份证与赵某登记结婚，其登记程序存在瑕疵，首先所涉及的就是婚姻成立与不成立问题，而不是婚姻有效与无效问题。只有解决了婚姻是否成立之后，才能解决婚姻效力问题。由于刘某用他人身份登记结婚，并不能改变本人结婚的基本性质和事实。使用他人身份为什么不能改变本人结婚性质，笔者有专门论述。 这里再补充强调的是，在其他社会关系中也是如此判断的。如使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务合同、使用他人身份签订旅游合同，发生意外伤害后赔偿时，都是以“使用者”为当事人，而不是以“被用者”为当事人。因而，本案应当认定刘某系结婚当事人，而不能认定刘XX是结婚当事人。刘某在这里使用他人身份证主要是解决婚龄问题，其性质和作用相当于篡改婚龄。而婚龄问题，只影响婚姻效力问题，不影响婚姻成立问题。因而，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是成立的。又因刘某已经到达婚姻，其婚姻也是有效的。而刘XX与赵某的婚姻则不能不成立。因为刘XX与赵某没有结婚合意，更没有与赵某进行婚姻登记。根据婚姻法第8条结婚必须登记的规定，刘XX没有去登记，显然缺少婚姻成立的最基本要件。而且刘XX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登记或事后追认及与赵某共同生活的事实。因而，她与赵某的婚姻是不成立或不存在的。点军区法院没有用婚姻有效与无效的标准判断，而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标准判断是正确的。否则，就会把一个无婚现象认定为已婚。
四、本案判决的真正价值
本案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实体，而在于程序。尽管对本案认定刘某与被告赵某的婚姻成立有效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但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说明不仅完全可以运用民事诉讼解决此类纠纷，而且运用民事诉讼比行政诉讼更科学，更顺畅、简捷、彻底。这种作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仍以本案为例，刘某既可以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有效，然后解决离婚和子女抚养费、财产分割问题；也可以起诉请求确认她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当然是否成立由法院审查决定），然后解决子女抚养费和财产分割问题；刘某、刘XX姐妹如果与赵某之间是否存在婚姻关系发生争议时，还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或不成之诉。比如姐姐刘XX结婚遇到障碍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之诉；刘某如果遇到赵某否认婚姻时，可以单独起诉确认与赵某的婚姻成立之诉。此外，假如赵某不是下落不明的人，在刘某直接提起离婚之诉时，赵某认为婚姻不成立，还可以提起婚姻不成立反诉。法院可以将离婚本诉与婚姻不成立反诉合并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即使确认刘某与赵某的婚姻不成立或无效，也可以直接对子女和财产问题进行处理，比行政诉讼要简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