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张晓芹


新农村建设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更需要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新农村建设在符合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关键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笔者认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内涵，指广大农民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和方式，把自己的态度、情绪、想法和意见向社会、政府表达出来，以实现和维护自身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利益的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的功能，在于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供充分反映自己利益要求的常规性途径，让各种不同意见和对立性情绪尽情地发泄出来，避免它们不断累积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一、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按照这一要求，建设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新农村，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内在要求。
1、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建设新农村，首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是新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的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只是宏观思路，具体到各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如何实施，农民不仅有知情权，更应当有选择权和自主权。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根据不同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巨大这一现实条件，各级政府制定规划或确定项目，应当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着力解决直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哪些是他们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也只有农民才更能为自身群体的前途负责。因此，建设“物质文明”的新农村，要充分听取农民意见，使农民的利益需求得到有效表达、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尊重，这就必须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以此，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的热情，保证广大农民创富活力的涌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2、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管理民主”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管理民主，就是农村各种组织健全，职责明确，体制合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健全，农村党组织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发挥，农村各项民主制度健全、规范，农民群众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事务中切实能够当家作主，形成党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农村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健全与其相适应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目的就是保证农民享有完整的民主权利，对自身事务拥有更大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对社会事务拥有更大的参与权，对公权力行使拥有更有效的监督权，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主体和监督主体。农村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农民“当家作主”，这是农民政治地位的突出体现。因此，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建设“政治文明”的新农村题中应有之义。
3、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乡风文明”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乡风文明主要包括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风尚，良好的环保、卫生、生态意识。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要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自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健康向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逐步适应农民的需求，这就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与政府、社会进行正常的交流沟通，让政府、社会了解农村生活的现实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虑。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据农民的意愿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农民的意愿开展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培养广大农民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4、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要求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村容整洁”是“生态文明”新农村的重要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条件。村容整洁，是指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貌。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新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是村庄规划和环境污染。就全国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农民的居住较散乱，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对于集中居住，农民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他们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如何把旧村改造与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政府的决策需要征求和听取农民的意见。不少地方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环境日益恶化，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农民群众的身体、生命健康。农民希望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反映出来，让政府了解、重视并加以解决，建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重要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有学者（谢新力）指出，农民这个中国最大的群体，现在正在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在政策上，他们是被动的接收者；在行政上，他们是被管理者；在经济上，农民像'一袋马铃薯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没有流动的自由和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他们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而且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农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农村社会发展的话语权，没有真正参与到农村社会发展中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农民逐渐甚至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因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如实向上反映、正当权益受损、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和谐，阻碍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近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征地拆迁、就业增收、环境污染、民主权利、干群关系等问题时有发生，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的采访时，指出了信访事件中的4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不够通畅，使“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和认真的对待，造成大量信访现象的出现。对于上访的群众来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不但成为沉重的负担，而且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出现且增加的信访事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也必然造成负面影响。
在这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是农民的正当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保障。如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激化。但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漠视农民的权益，有的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损害农民权益。农民自然会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恨发泄到干部身上，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不能通过正常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进行利益表达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如果不解决利益表达机制问题，最终将严重挫伤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新农村建设进程。
三、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推动新农村建设有序开展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农民进行利益表达活动，引导和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方式，促进和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这一机制成为有效维护农民正当权益的制度保障，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推动力量。
1、扩大和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支持农民利益表达活动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法律依据。然而占人口70%以上的农民以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表达利益需求很有限。从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和最主要的参政、议政机构政协的代表、委员构成情况来看，农民的比例是很小的。如在2985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的代表加在一起只有551名，约占总数的18%。其中农民的代表只有18%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却要代表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建议各级人大、政协成员结构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农民代表和委员的人数比率，让他们能够直接表达和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相差甚远。比如，就《村民委员法》的实施情况而言，自1998年实施以来，为实现村民自治奠定了法制基础，对农村“三个文明”的建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这些具体程序，亟待创新；再比如，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村务公开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等这些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除此之外，还存在落实问题，有的地方一些制度执行得不好，或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因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制度落实，确保农民“四个民主”的实现，让“村民自治”真正成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
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的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因此，要通过完善舆论监督体制，使农民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政治参与有制度保障。
2、建立和完善维权组织，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很少有人会选择司法途径解决，因为成本较高。有人会寄希望于信访制度，但效能又太低（据于建嵘教授统计，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二）。农民又缺少像工会、行业协会这样的维权工具，难以对利益要求进行系统的组织化的表达。因为缺少利益代言人，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在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上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这就容易使一些人转向制度外去寻求帮助，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又会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组织资源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它能使弱小的个体汇聚成强大的团体，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有效地表达、集中的表达和有力地维护。为了规范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建立一个农民自已的组织。像于建嵘教授提出的，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农民协会），它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但是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较低，容易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被人利用，进行一些非法活动。因此，政府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应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使其健康发展。
3、尊重和保障农民利益表达，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
马克思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任何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要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存在。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农民的“话语权”更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党和政府要通过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设意见箱、与农民代表座谈等形式经常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关心民利；要创造宽松的民意表达环境，让农民真实自由地表达自己对新农村建设的想法、意见；同时，通过建立群众意见反馈制度、落实制度，把反映农民利益的意见和想法落到实处。
新农村建设要围绕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谋划，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加以推进，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其重要的途径和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规范农民利益表达行为，增强农民利益表达实效，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的民心工程。


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闵涛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

　　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