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量刑调控
——兼论“醉驾不一律入刑”的司法正当性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务中主要通过量刑环节落实和体现。《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来，由于危险驾驶罪属于较轻刑犯罪，其最高刑罚为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且没有规定裁量幅度，导致各地法院量刑不一，司法公正遭受社会舆论的诟病。为此，在期待最高法院制定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同时，笔者主张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控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并推动其均衡化，实现《刑法修正案（八）》的预期目标。
一、醉驾入罪量刑失衡的检讨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款确定了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追逐竞驶机动车和醉酒驾驶机动车。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前者发案率比较少见，后者已成为常见和多发性犯罪。故本文主要以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分析检讨其量刑失衡的主要表现。
1、与交通肇事罪相比适用缓刑不均衡。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该罪不以发生严重危害后果为前提。从法条上理解，醉驾既可能是危险驾驶罪的实行行为，也可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行行为。两罪的区分在于驾驶者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若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的，则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罚。由此可见交通肇事罪重于危险驾驶罪。但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处罚并非都重于危险驾驶罪。自“醉驾入罪”以来，全国各地审结了多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判决结果的缓刑率普遍较低；而相对较重的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且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大多处以缓刑。以镇江市润州区法院为例，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该院审结36件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其中判缓刑的有7件，仅占18.6%；同期审结交通肇事案11件，其中判缓刑的有8件，占72.7%。
2、各地缓刑比例不一。在一年多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地区对醉驾案件的量刑存在明显差异。如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实刑率达99%。广东、安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比例超过40%，部分城市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高达73%。
3、裁量结果差距较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醉驾主要以血醇含量作为裁量依据，但各地的量刑结果差距较大。如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43.04mg/100ml的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当年8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血醇含量为147mg/100ml的李华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1万元；当年8月15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06mg/100ml的杨某拘役1个月，罚金1千元；当年 9月29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15.88mg/100ml的刘瑞博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 。
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量刑不均衡显然有悖于立法目的，不仅不利于打击醉驾行为，而且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自由裁量的合理性、法律的公正性的质疑。因此，强化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是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以宽严相济政策调控“醉驾”量刑的基本思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和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差别化处理，打击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在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犯罪的量刑中，应当注重发挥宽严相济政策的调控作用，实现罪刑均衡。
1、合理设定酌定量刑情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醉酒驾驶属于危险犯，在刑法条文中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定情节，但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具体的个案应参照一些情节酌定处理。酌定量刑情节应主要以酒精含量检测为基础，综合路段因素判断危险性程度以及行为人认罪态度，并考量行为人的醉驾行政记录、是否营运车辆、是否抗拒约束、是否存在闯红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等危害后果。对于那些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轻微的醉驾者可以从轻处罚，而那些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醉驾者则应当从重处罚。
2、规范设置量刑幅度。在1至6个月拘役处罚的量刑幅度内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1）依法确定量刑基准。量刑基准排除从轻和从重的影响，以血醇含量为主要判断依据确定不同程度“醉驾”应受刑罚的基点。有统计表明，78.43％的醉驾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在100至200mg/100ml，只有20％的人是在这一区间之外，单纯从醉酒程度因素上看，这些醉驾都属于情节一般的醉驾，是醉驾的主要类型。笔者建议，醉驾应以80mg/100ml为起点标准设定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的基准刑，每超出60mg/100ml增加1个月的拘役期限，超出200mg/100ml范围应以6个月拘役期限为顶格处罚，并相应加大罚金数额，这样有利于教育大多数，严惩极少数；（2）正确把握犯罪情节等量刑要素。由于“醉驾”犯罪没有法定的情节规定，应根据酌定量刑情节进行从重、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具有特殊身份者的醉驾行为，如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应从重处罚；而对认罪态度较好，且没有逃避，对抗执法检查等恶劣情节的其他醉驾者，可以从轻、减轻刑罚。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者，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坚持区别对待，对初犯、累犯“分而治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就是要求对轻微刑事犯罪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从美国治理醉驾的司法实践看，美国多数州的交通法规对第一次醉驾、第二次醉驾乃至多次醉驾行为给予了不同的法律评价和处罚结果：(1)对于第一次醉驾行为，往往从轻处罚。(2)对于反复醉驾者，往往从严从重处罚。如在某些州，反复醉驾者在造成严重后果时可能会被判处20年的监禁刑乃至死刑。 该做法近似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08年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周永康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政法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的讲话中提出 “两减少、两扩大”的处罚原则 ，即“对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中一些罪行轻微人员，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该原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体现。在对酒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初犯、偶犯进行刑事处罚时应贯彻落实该原则。
三、醉驾不一律入刑的司法正当性
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刑法修正案中“醉驾入刑”条款不应仅从文意理解，认为只要醉驾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而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该观点在全国引起极大的争议与质疑，主要有支持说和反对说。（1）支持说。以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刑法典第十三条在正面阐明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体现，分则要接受总则的指导和制约，不能与总则相抵触。“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正是承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应有之义。 （2）反对说。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机动车犯罪规定了情节恶劣的限制，而对醉酒驾驶则没有犯罪情节的规定，醉驾不一律入罪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非常清楚，“醉驾”并没有任何入罪程度上的限制，但是“追逐竞驶”却有“情节恶劣”的特殊限制。这一显著性差异说明立法者对“醉驾”比“追逐竞驶” 入罪要求更加严格，以情节显著轻微为“醉驾”出罪没有立法上的依据。但笔者认为，一律入罪不等于全部入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人可以依法对其免予刑事处罚。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司法正当性。
1、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法律经济学意义。客观上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后，醉酒驾车行为受到极大遏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 但从法律经济学上考量，醉驾全部入刑可能造成财政上的巨大负担。据统计我国每年投入罪犯改造的资金不低于 1000 亿元，也就是说，每一个罪犯平均每年所需费用不低于 1 万元，个别地区还超过了 2 万元。按此推算，假设对醉驾行为判处拘役 6 个月，则每个醉驾执行的成本为 5000 ～ 10000 元。而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5月至12月，平均每月酒后驾车行为达3万多起，据此推算，若醉驾全部入刑，全国每年需投入18亿元以上的罪犯改造资金。还不包括在侦查、起诉、审判等流转过程中的运行成本。宽容和节俭用刑是社会最明智的选择 。 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法律经济学意义的正当性。
2、醉驾不一律入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如果醉驾一律入刑，无疑过度使用了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司法资源；也使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违背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宗旨。当然，醉驾不一律入刑并不代表该行为人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惩处，可以通过适用禁止令，禁止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驾驶机动车等其他手段制裁其违法行为。
3、醉驾不一律入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危险驾驶犯罪中裁量中的具体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宽严结合、协调，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具体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由于该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比一般的驾驶行为要高得多，所以不论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均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已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严厉性。但不将醉驾行为一律入刑，才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建设法治社会必然要求。
结束语：惩处醉驾的根本目的是要警醒醉驾者，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同时教育其他社会公众要自觉守法。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醉驾初犯、偶犯，和主观恶习较深的累犯，逃避打击的行为人进行区别对待，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调整量刑，既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还有助于实现危险驾驶犯罪的量刑均衡，实现《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目的。
注释
1 刑世伟：《最高法酝酿“醉驾入刑”司法解释》。载《新民晚报》，2012年5月23日
2 刘树峰 路坦 李艳,“醉驾案”量刑问题建议，河南法院网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2258 2012年7月18日访问
3 杨志琼 ：美国醉驾的法律规制、争议及启示。找法网http://china.findlaw.cn/bianhu/xingshilunwen/101675_2.html 2012年7月18日最后访问。
4 赵秉志：“醉驾入刑”还需准确把握。西北刑事法律网http://xbxsf.nwupl.cn/Article/xsxw/201205/5520.html
2012年7月20日最后访问。
黑龙江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条例
（2008年1月18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2008年1月18日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8号公布 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可再生能源，是指农村生产生活中使用的生物质能（沼气、秸秆气化、秸秆固化等）、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微水能等非化石能源。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以及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全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具体工作由其所属的省农村能源管理机构负责。
市（行署）、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以委托已设立的农村能源管理机构负责。
乡（镇）人民政府在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作。
省农垦总局、分局，省森林工业总局、林业管理局负责垦区内、国有森工林区内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可以委托已设立的农村能源管理机构负责，业务上接受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财政、科技、建设、畜牧、环保、林业、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消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农民自愿，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节约、安全、清洁、方便并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农村可再生能源科研开发、推广应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开发与推广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群众性科技组织、企业和个人研究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节约常规能源，普及农村可再生能源科技知识；鼓励和支持农村用能单位和个人使用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设备和产品。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项目、新技术，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估后，方可推广。
第九条 引进省外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应当具有国家或者省级有关部门出具的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鉴定证书，报省农村能源管理机构备案。
引进国外新技术、新设备和新产品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推广下列技术：
（一）农林废弃物生物质气化、固化、液化、炭化和发电技术；
（二）利用非耕地种植能源植物和薪炭林营造技术；
（三）利用太阳能取暖、热水、干燥、种植、养殖等技术；
（四）小型风能、微水能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五）农村生产生活污水沼气净化技术；
（六）用于农村生产、生活的地热利用技术；
（七）先进适用的农产品加工、太阳房、节能农宅、生物质高效炉灶等生产生活节能技术；
（八）其他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
第十一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推广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推广技术成熟、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加强对用户的技术指导。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纳入村镇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重点支持沼气的开发利用；鼓励农村户用沼气开发利用与日光节能温室、太阳能畜禽舍相结合，在建设沼气池的同时，配套进行改圈、改厕、改厨、改炕灶、改庭院。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沼气生产单位和个人对沼渣、沼液实行综合利用，发展有机、绿色和无公害农产品。
第十三条 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畜禽屠宰场、酿造厂、豆制品厂等排放有机废水的单位，应当优先采用沼气工程技术处理有机废弃物，实现集中供应沼气、发电或者生产高效有机肥。
引导和支持新建的畜禽养殖场、畜禽养殖小区建设沼气工程等利用和处理废弃物的环保工程。
第十四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科技、建设、环保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加快推广秸秆气化、固化和热电联供技术，逐年减少秸秆直接用于燃烧的比例。
第十五条 农村新建、改建、扩建农宅、公益设施、办公场所和农业生产经营场所等，应当优先采用太阳能利用技术、新型节能建筑材料、节能炉和燃池、节能炕灶等设施。
第十六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原则和相关技术标准，组织建设、培育并推广符合本地特点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典型模式。
第三章 生产与经营
第十七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应当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由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地方标准。生产企业制定的企业标准应当按有关规定备案。
第十八条 生产、销售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应当经法定质量检验检测机构检验合格；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质量不合格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销售。
第十九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并对已销售的产品提供使用技术和售后服务。
第二十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禁止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和假冒伪劣的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和设备，不得将国家明令淘汰的农村用能设备转让他人使用。
第四章 扶持与保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长远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所需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财政状况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逐步增加。
对国家和省下达的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按照规定需要市（行署）、县（市、区）匹配资金的，市（行署）、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落实配套资金。
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开发、以工代赈、新农村建设、节能减排、农村新技术研发等资金可以适当用于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经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建设，支持其开发、生产和营销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并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技术、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
兴建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设施的具体优惠政策，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制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人才培养，通过多种形式培养技术骨干和实用人才。
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可以增设农村可再生能源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指导、安全管理等公益性服务。
科研单位、科普部门和有关组织应当积极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指导、科学普及和咨询活动。
第二十八条 对已建大型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应当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对分散的户用项目，应当逐步实行物业化管理。鼓励企业或者个人参与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的管理和经营。
鼓励组建各种类型的专业化服务组织和服务网点，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
各地对各类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应当建立健全安全操作和使用制度。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应当做好下列工作：
（一）贯彻执行有关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编制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组织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试验、示范和技术改造工作，负责农村可再生能源重点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
（四）组织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科技开发、技术推广、宣传教育、培训、科学技术普及、职业技能鉴定、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国内外技术合作与交流；
（五）会同有关部门执行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品标准，协同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进行质量监督、市场规范和安全监管；
（六）负责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和农村相关节能减排工作的综合统计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侵占。
第三十一条 政府投资兴建的下列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其技术方案应当经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非政府投资建设的下列工程项目，其技术方案应当向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一）单池容积二百立方米以上的沼气工程；
（二）日供气量四百立方米以上的秸秆气化工程；
（三）年产五千吨以上的生物质固化工程；
（四）一千瓦以上的太阳能光伏电站、五千瓦以上十千瓦以下的风力发电站；
（五）集热面积三百平方米以上的太阳能供热系统；
（六）其他大、中型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
前款所列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应当执行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定和专业技术标准。
第三十二条 从事规模化户用沼气池、秸秆气化集中供气、集约化养殖场沼气等农村可再生能源专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技术等级和资质，方可承担工程设计和施工，并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三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以及维修的技术人员，应当经过具备相关资质的培训机构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鉴定合格，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三十四条 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统计报表制度，调查统计全省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情况。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和数据；涉及商业秘密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其保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在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市（行署）、县（市、区）人民政府在申请项目时承诺配套的资金不予落实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落实。逾期仍未达到要求的，调减或者终止下一年度的项目投资计划。对弄虚作假套取项目资金从事其他活动，或者有其他违纪行为的，由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执行国家和省下达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建设计划的；
（二）对需要进行技术审核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未依法进行技术审核的；
（三）不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责，或者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未及时依法查处的；
（四）利用职权限制或者阻碍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
（五）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以及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十条规定，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经营或者引进省外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新技术未予备案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有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规定行为的，有权制止并及时告知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截留、挪用和侵占专项资金的，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其限期归还被截留、挪用和侵占的资金，并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兴建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项目未经技术审核或者备案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未经审核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未备案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承担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未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程未达到设计、施工标准或者质量、安全要求的，承担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8年3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发布的《黑龙江省农村能源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