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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唆同案犯虚假供述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 萍



【案情】

2011年5月23日21时许，被告人甲、乙、丙、丁在上海市蕴川路1800号“福人市场”门口附近，因琐事与被害人戊、己发生口角。嗣后，甲、丙打电话询问被告人王某某是否要殴打戊、己，在得到同意后，甲、乙、丙、丁分别持砍刀、铁棍、木棍等械具对戊、己实施殴打，致戊脾脏破裂并手术切除，经鉴定构成重伤；致己头皮创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某指使甲于2011年6月28日至公安机关作伪证，谎称所有犯罪行为系甲一人所为。

对于被告人王某某及甲、乙、丙、丁构成共同的故意伤害罪，无不同意见；但对于被告人王某某指使同案犯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诉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等均有不同意见，分歧较大。

【分歧】

妨害作证罪是1997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罪状的表述内容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行为方式、行为对象都相当宽泛。该罪的主体在条文内容上没有作限制，那么是否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非法手段妨害作证的，也构成本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宜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但可以从轻处罚。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的，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即本文案例中的情况，王某某指使同案犯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是否构成妨害作证罪？

【评析】

笔者认为，王某某指使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不能构成妨害作证罪，理由如下。

1.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容纳被告人不必自证其罪

刑事诉讼不再是单纯地强调打击犯罪，而是要求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强调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为了保障这些理念与原则的贯彻落实，有些国家规定了沉默权制度，我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沉默权，但是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既然现代诉讼理念不得强求任何人自证其罪，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只能在于控诉方，那么，任何人犯罪之后的不如实供述，甚至进行一定的掩饰和隐瞒是无可厚非的。既然被告人没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无义务则无责任，被告人的不如实供述就不应当产生刑事责任。文中所涉案例，王某某与甲原本属于共同犯罪，虽然王某某唆使甲包揽罪责、包庇同伙，但是，由于我们不能要求犯罪人必须要如实供述，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期待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互相揭发、如实相告。王某某的指使行为以及甲向公安机关的虚假供述行为本质上属于共同犯罪人的不如实供述，因此，他们的教唆虚假供述以及虚假供述行为不可能产生刑事责任。再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光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不得定罪量刑，定罪量刑的前提是证据之间能够形成锁链，具有证明力。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必须广泛收集证据，被告人口供只是证据种类之一，证据种类还有书证、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视听资料等等，共同犯罪人的不如实供述，并没有阻碍司法机关从其他渠道搜集证据，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相互隐匿与阻碍证人作证、阻碍被害人陈述、阻碍鉴定人作出鉴定结论不具有等价性，前者属于一种不如实供述的行为，不能享受坦白的优惠待遇，而后者是阻挠司法机关获取相关证据，妨碍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

2.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表明不如实供述不必另外构罪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历来是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坦白”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只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但是，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坦白是非常明确的法定量刑情节了，对于坦白行为，可以从轻甚至减轻处罚，那么，对于不坦白是否需要从重处罚？对于虚假供述是否还构成其他犯罪？笔者认为，不坦白作为坦白的对立面，一方面不能享受从轻或者减轻的待遇，另一方面如果还被从重处罚的话，其实是对不坦白行为双重从重了，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坦白是指如实供述，不坦白无非是指不如实供述，不如实供述既包括默不作声，也包括虚假供述。在本案中，王某某与甲、乙、丙、丁实施共同犯罪，事后王某某指使甲向公安机关虚假陈述所有行为系甲一人所为。对于这种指使虚假供述以及虚假陈述的人无需数罪并罚。因为，既然如实供述是一项法定的从轻甚至减轻处罚的情节，那么不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能享受这种从宽的待遇，不必从重处罚，只需按照基准性量刑即可，更加不能对不如实供述的行为另外定罪，定性为妨害作证罪或者窝藏、包庇罪。在本案中指使他人虚假供述的王某某除了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之外还被定性为妨害作证罪，其实是对其不坦白的行为另作评价了，王某某的不坦白受到了双重从重的评价。如果王某某还另外构成妨害作证罪的话，那么进行虚假供述的甲难道还构成窝藏、包庇罪？一致的观点是甲的虚假供述行为不构成包庇罪。但是，真正进行虚假供述的甲不另外构成包庇罪，而教唆他人虚假供述的王某某反而构成妨害作证罪了？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实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比教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甲不构成包庇罪，王某某也不应当构成妨害作证罪。

3.期待可能性理论应当包容当事人的虚假供述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行为时自行为人外部环境和条件来考察，能够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在行为时具有选择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则具有期待可能性，因而有非难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行为时没有选择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即无期待可能性，则行为人即使选择了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亦不负刑事责任。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是，在单独犯罪情况下，行为人犯罪后潜逃躲避、向司法机关作虚假供述，甚至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都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受处罚，因为很少有人在实施犯罪以后愿意坐以待毙的。单独犯罪的情形如此，共同犯罪也一样。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的故意、共同的行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本质上共同犯罪是一个整体。共同犯罪人在作案时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是一个统一体，作案后不被发现也是共同犯罪人的共同利益。不难理解的是，共同犯罪的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建立攻守同盟，共同抵赖，相互包庇的，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单独犯罪作案后的潜逃和隐匿，也可以理解成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必受罚。那么，稍稍有些变化的是，在共同犯罪情形下，有一些同案犯指使其他同案犯作虚假陈述，而另一些同案犯作了虚假陈述，是否有的构成妨害作证罪，有的构成窝藏、包庇罪呢？笔者认为，按照期待可能性理论也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定罪量刑。其实，前面罗列的这些情形尽管形式上有异，但本质上趋同，都是不如实供述，不管是单独犯罪，还是共同犯罪，不管是建立攻守同盟，还是包揽罪责、包庇同伙。如果建立攻守同盟、共同抵赖不能被认定为构成妨害作证罪或者窝藏、包庇罪，那么，指使他人包揽罪责、包庇同伙的行为更加不能认定为妨害作证罪了。因为，部分人承认罪行比全部抵赖无论是性质上还是程度上都不会更严重，如果全体抵赖被认为缺乏期待可能而不构成犯罪，那么部分承认、部分抵赖的行为怎么可能反而构成犯罪呢？而且，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后自行藏匿、向司法机关作虚假供述，甚至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等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受处罚，以比正犯犯罪性低的教唆形式，即指使同案犯作虚假供述怎么可能反而构成犯罪呢？尽管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1款设置了妨害作证罪罪名，这个犯罪中的“指使他人作伪证”可以看做是将部分伪证教唆行为正犯化，但是，这里的指使人和被指使人不应当是共同犯罪的同案犯关系，否则就违背了期待可能性理论，而且会轻重倒挂，违背常识、常情和常理。
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印发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的通知


京商秩字〔2004〕20号

各区、县商务局、工商分局，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流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引导商业零售企业依法经商，诚信兴商，规范企业进货交易行为，市商务局会同市工商局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北京市商业零售企业进货交易行为规范（试行）

　　第一条 为维护流通领域市场经济秩序，促进首都消费品市场繁荣和稳定，规范本市商业零售企业（以下简称：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适用本规范。

　　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进货交易行为，是指零售商通过经销代销、代购、联营等形式与供货商之间的经营行为。

　　第四条 零售商的进货交易行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的交易行为，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职业道德。

　　第六条 政府鼓励、支持消费者、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进货交易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七条 零售商应当取得有效、完备的营业手续，注册资本（金）真实合法，必须有固定的营业场所。

　　第八条 零售商作为商品销售的终端环节，要加强对供货商、购进商品的质量、进货渠道的审核，禁止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经营行为的发生。
　　（一）零售商对供货商应当进行全面、细致的资质调查，注意跟踪了解、掌握供货商的信用情况。必要时应对供货商生产经营场所和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储运条件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
　　（二）零售商应当取得供货商提供的进店商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食品卫生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对产品的标识、成份、质量、出厂检验证明等进行审核，以保证符合规定的标准。对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绿色产品标志、知名品牌产品的商品，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备案存档。
　　（三）零售商应当加强内部管理，对进货渠道建立可追溯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九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进行进货交易行为时，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零售商通过经销、代销、代购、联营等经营形式同供货商建立交易行为，应当与供货商签定书面合同，并可使用商务主管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推行的合同示范文本。
　　（二）零售商与供货商订立的合同应当明确合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购进商品的品种、质量、规格、数量、时间、地点、结算方式、结帐期、合同解除条件、违约责任、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及各方共同约定的其他条款。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按照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其条款的真实意思。
　　（三）零售商不得利用其在市场中所处的优势地位订立显失公允的格式条款。

　　第十条 零售商向供货商收取费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公开约定、管理规范的原则。
　　（一）零售商在进货交易活动中应事先明示收费的项目、标准、权利和义务，经各方协商一致后，以合同约定。
　　（二）遇有特殊情况或因业务经营实际出现合同外收费情形的，应当与供货商协商签定补充合同。
　　（三）零售商收取的各种费用必须如实入帐，向供货商开具正式发票，并依法纳税。

　　第十一条 零售商邀请供货商参加促销活动应当坚持自愿、合作、公平原则，不得强行供货商参加。促销活动产生的费用，零售商应与供货商合理分担。
　　（一）直接影响供货商商业利润或利益的促销活动，应事先征求供货商的意见。
　　（二）零售商与供货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促销活动的参加办法、经营风险负担、回扣比例、费用分担、售后服务等。
　　（三）零售商不得借新店开业、店庆、节日庆典等名义向供货商强行索取赞助费用；不得重复设置或变相设置收费项目；禁止在合同以外强行收取与供货商业务无直接关联的费用；禁止在无合同约定或收费项目、金额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擅自克扣供货商结算货款。

　　第十二条 零售商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时间及地点与供货商进行货款结算，规范履约行为。
　　（一）零售商应根据商品特性和销售的实际情况，在合同中用规范明确的文字表述结帐日期的起止时间，全面履行合同。
　　（二）零售商在货款结算过程中，遇有结算期迟延或结算金额变更等情形，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通过法定或约定程序提前与供货商沟通并取得一致。
　　（三）零售商不得以占压供货商货款作为企业融资的手段，阻碍商品流通。
　　（四）不得人为设置障碍，故意拖延结算。
　　（五）禁止零售商利用合同形式欺诈骗取供货商的财物。

　　第十三条 零售商应当本着合作发展的原则，致力于与供货商建立长期稳定、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主动向供货商反馈市场需求变化和商品供求信息，加强综合分析研究，引导供货商适应市场发展趋势。

　　第十四条 零售商对于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取得知识产权、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以及采用国际标准、ISO9001、ISO14001等系列国家标准的新产品，应积极为其进入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和必要的支持。

　　第十五条 零售商应当参照DB11/T209－2003《商业、服务业服务质量》（北京市地方标准）规定的服务人员、服务操作、服务设施、服务环境、商品（服务）质量管理和服务管理方面的基本要求，为供货商提供优质的服务。

　　第十六条 支持和鼓励行业协会依据本规范制定进货交易行为行业公约，构筑覆盖本市流通领域的诚信自律体系，建立行业内部约束机制、惩戒机制，督促本规范的实施。
　　（一）制定本市《零售商信用等级自律分类规范》，完善企业资质信用、经营商品信用、服务规范信用、合同履行信用、内部管理信用等方面的项目标准。
　　（二）建立零售商信用档案，及时、准确、全面的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信用状况，通过行检、行评，将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纳入信用等级的评定范围，信用等级将作为零售商融资信贷、经济往来、申报信用企业、名牌企业、服务名牌认定的主要依据。
　　（三）建立信用信息网络平台，向供货商、消费者及社会各界公示零售商信用情况。

　　第十七条 政府商务等职能部门要发挥“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作用，通过警示信息对查处的零售商违法经营行为和失信行为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借助社会舆论对进货交易活动中不规范的行为进行评论，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的力度。

　　第十九条 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诚信兴商”活动的宣传教育，积极推动本规范的试行，要引导零售商参与北京市“守信企业”公示活动。
　　政府职能部门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对商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零售商与供货商在履行进货交易合同中出现争议时，可协商和解，协商不成的，依据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为零售商进货交易行为的基本规范，鼓励零售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严于本规范的履约信用标准。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